# 第一章

我出生在一个连名字都带着煤灰味的地方。

那个北方小镇的冬天总是特别漫长，漫长到让人觉得春天永远不会来。镇子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坡，坡上零星长着几棵灰扑扑的榆树，树叶子永远洗不干净似的蒙着一层黑粉。那是从镇西头煤矿飘过来的煤灰，每到刮风的日子，漫天漫地地扬起来，把天都染成灰黄色。镇上的女人们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收回来的时候总能抖落一地的黑粉末。我小时候最怕过夏天，夏天煤灰倒是不多了，可是垃圾的酸臭味会从每一个墙角渗出来，混着男人们随地便溺留下的尿骚味，热烘烘地蒸腾在空气里，熏得人直犯恶心。

我妈——我是说我的母亲，我叫她娘——是个典型的矿工家属。她的手永远洗不干净，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掌心全是干裂的口子。她常年穿着一件灰布褂子，褂子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爹是矿上的采煤工，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天黑了才上来，整个人黑得只剩两颗眼珠子是白的。他说话的声音粗得像砂纸磨铁皮，一张嘴就是骂娘的话，骂矿上的工头，骂菜市场的菜贩子，骂镇长，骂老天爷，骂一切他能想到的东西。他一个月挣三十七块钱的工资，养活我们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天吃的是棒子面糊糊和咸菜疙瘩。

可是说来也怪，就这么一对灰头土脸的夫妻，却生出了我这么个水灵灵的女儿。

这件事情在整个镇子上都算是一桩奇谈。我从小就白，白得不像这个家里的人，皮肤是那种透亮的白，白里透着淡淡的粉，就像正月里刚蒸出来的白面馒头。我的眼睛又大又圆，眼珠子黑亮黑亮的，睫毛又长又密，忽闪忽闪的，镇上的人都说我这对眼睛像是会说话。我的头发也不是那种黄毛丫头的干枯发黄，而是乌黑乌黑的，洗过了之后亮得像缎子一样。隔壁的王婶子每回见了我都要啧啧称奇，说我们家这穷窝窝里怎么飞出个金凤凰来了，说我是观音菩萨跟前的小玉女投错了胎。我爹虽然没读过书，可也觉着自己闺女的名字不能太寒碜，破天荒地翻了一回字典，给我取名叫“美芸”。美是美丽的美，芸是一种香草，他说这名字配得上他闺女的模样。

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小镇，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

我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跟着娘去赶集。镇子唯一的集市就在煤矿的运煤铁路旁边，每逢初五初十才开一次。那天娘攥着手里仅有的两块钱，在菜摊子跟前磨蹭了半个多钟头，就为了跟卖菜的老头儿争那几分钱的零头。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乱飞，最后娘赢了，少花了三分钱买了一捆蔫巴巴的韭菜。回家的路上她得意洋洋地跟邻居女人炫耀自己的战绩，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砍价的经验，说到兴头上还哈哈大笑起来，露出满嘴的黄牙。我跟在后面，看着娘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看着她后脑勺上别的那根掉漆的塑料发卡，忽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只是觉得羞耻，说不出来的羞耻。

镇上的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根葱跟邻居撕破脸皮，可以为了几角钱的便宜在菜市场蹲上半天。男人们下了工就聚在巷口喝酒划拳，喝醉了就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罢休。女人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在一起嚼舌头根子，谁家的男人偷了谁家的女人，谁家的婆媳又吵了架，谁家的孩子考试吃了鸭蛋，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够她们说上一整天的。到了夏天，巷子里的男人们热得受不了，就光着膀子站在墙根底下撒尿，黄澄澄的尿水顺着墙角淌下来，留下一道道黑黄的尿痕，太阳一晒，那股骚臭味能飘出半条街去。

我七岁那年夏天，有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明白了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厌恶有多么深。

那天是七月里最热的一天，镇上的温度怕是快四十度了。矿上放了半天假，我爹在家里光着脊梁摇着蒲扇，身上汗淋淋的，散发出一股混着煤灰和汗臭的酸腐味道。他招呼我过去给他捶背，我硬着头皮走过去，拳头刚挨上他黑乎乎的肩膀，就看见他脖子后面堆着一层黑泥，汗水和煤灰搅在一起，变成一种油腻腻的污垢，在皮肤褶皱里积成一道道的黑圈。那股气味直冲鼻子，我胃里一阵翻涌，差点吐出来。我胡乱地捶了几下就想跑，可我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一张满是煤灰的脸凑过来要亲我。我吓得拼命挣扎，哇哇大哭起来。我爹恼了，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骂我是没良心的白眼狼。

那天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身上还火辣辣地疼，可是我心里想的却不是疼。我盯着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那些报纸已经被煤灰熏得发黄发黑，边角都卷起来了。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凭什么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凭什么我就得待在这个到处是煤灰和尿骚味的地方？凭什么我的爹娘就非得是这样的人？我想起有一回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看见一辆从省城开来的小汽车停在那里，车里下来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头发烫着卷儿，脚上是一双亮闪闪的皮凉鞋。她从我跟前走过的时候，身上飘过来一股香味，不是雪花膏的味道，是一种我从来没闻过的、清新的、像是花香又不是花香的香水味。我站在供销社门口，傻傻地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街角的合作社里，我才回过神来。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很久，我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生活，和我现在过的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从那天起，我就打定了主意，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开始拼命地爱干净。家里的条件不允许我天天洗澡，我就每天早晚打一盆井水，用毛巾蘸着把身上仔仔细细地擦一遍。我的衣服虽然旧，可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有一丁点的煤灰印子我都要重新洗过。我学着镇上唯一那家理发店里贴的画报上的女明星，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用一根干净的红头绳扎成高高的马尾。邻居的女人们见了都说我臭讲究，一个小丫头片子还穷讲究什么，将来嫁个矿工还不一样下煤灰。我听了也不说话，心里却狠狠地想：我才不要嫁给矿工，我死也不要死在这个镇子上。

上学以后，我的这股执念就全部转移到了念书上。镇上的小学其实就是一排灰砖平房，教室里的桌椅破烂不堪，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冬天的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冻得孩子们手都握不住铅笔。可我从来不缺课，每天都早早地到学校，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把黑板上的每一个字都抄在本子上。老师说我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其实我并不是天生爱学习，我只是在每本书的封面上，都能看到省城出版社的地址，那些地址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我拼命地想透过这扇窗户看出去，看到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了中学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发育了，变化来得比镇上其他的女孩子都要早，也都要明显。

十三岁那年夏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胸口鼓起了两个小小的包，按上去有点胀胀的疼。起初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又不敢跟娘说。过了几个月，那两个小包越长越大，变成了两团柔软的隆起，把旧衬衫的胸口撑得紧绷绷的。与此同时，我的腰在变细，胯骨在变宽，两条腿变得又长又直，皮肤还是那么白，比从前更白了，白得几乎要透明似的。最让我不安的是，我开始感觉到男人们的目光了。走在镇上的小巷里，路边的男人们会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盯着我看，有的从上到下地打量，有的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胸口和屁股，还有的人会回过头来追着看。那目光黏糊糊的，像毛毛虫爬在身上，让人浑身不自在。

起初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可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些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可以利用的。有一回我去供销社买作业本，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售货员多找了我两毛钱，还红着脸偷偷地瞄我。我本来想把钱退回去，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揣着那两毛钱走出供销社，心里怦怦直跳，可又隐隐地觉得兴奋。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容貌是一件武器，一件可以帮我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武器。

高中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拼命的三年。镇上的中学升学率低得可怜，一年能考上大学的不过三五个人，大多数人高中毕业就回家种地或者下矿了。可我绝不允许自己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除了吃饭上厕所，所有的时间都趴在桌子上做题。冬天教室里的炉子烧得不旺，我的手冻得又红又肿，握笔都握不稳，我就把手放在嘴边哈一口热气，继续写。夏天的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起来，我就穿着长袖长裤，闷出一身的痱子，痒得钻心，咬着牙忍着。我娘说我读书读魔怔了，我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我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心里冷冷地想：你们懂什么，你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可不能跟你们一样烂在这个地方。

高三那年寒假，镇上来了一拨从省城回乡探亲的人。其中有一个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学生，是镇上粮站老赵家的闺女。她穿着牛仔外套和白色的运动鞋，头发剪成齐耳的短发，说起话来落落大方，跟镇上的姑娘们完全不一样。老赵家的人请她去家里吃饭，镇上的邻居们都跑去凑热闹，我也跟着去了。那女大学生说起省城的生活，说大学里的图书馆有三层楼高，里面有几十万本书，说省城的商场有电梯，踩上去就能把人送到楼上，说省城的姑娘都穿裙子，高跟鞋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响。我在人群里听着，手心攥出了汗，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那天晚上回家，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四个字：必须离开。这四个字我用笔描了一遍又一遍，描得纸张都快要破了。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窗外的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隔壁我爹的呼噜声震得墙壁都要抖三抖。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盏落满灰尘的白炽灯泡，心里把这三年来背过的公式和课文过了一遍又一遍。我想到了省城，想到了大学，想到了那些画报上穿着漂亮衣服的城里女人。我跟自己说，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会像我娘一样，在这个镇子上嫁一个矿工，生孩子，洗衣服，买菜砍价，在煤灰和尿骚味里过一辈子。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扎得我浑身发冷。我在被窝里咬着自己的手背，咬出了一排深深的牙印，告诉自己：林美芸，你没有退路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帮娘晾衣服。邮递员老李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扯着嗓子喊我爹的名字，说有挂号信。我丢下手里的湿衣服跑出去，手指颤抖着拆开信封，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红色的分数。那分数比我预估的还要高出二十多分，足够上南方那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了。我站在家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娘从院子里跑出来，以为出了什么事，我把通知书往她手里一塞，说：“娘，我考上了。”我娘认不得几个字，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说：“考上了好，考上了好，你爹回来得高兴坏了。”我看着娘那张被煤灰和岁月磨砺得粗糙不堪的脸，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感激和温暖，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疏离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终于可以离开你们了。

去大学报到那天，我爹难得地请了半天假，和我娘一起送我到火车站。我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看得出他想要体面一点。我娘还是穿着那件灰布褂子，手里拎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给我做的棉被和棉衣。站台上人不多，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的时候，我爹的眼圈红了，我娘也抹起了眼泪，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可我心里却一点难过的感觉都没有，满脑子想的都是南方的城市，大学里的生活，还有那个我即将踏入的全新的世界。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跳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隔着车窗看见爹娘还站在站台上冲我挥手，我勉强地举了一下手就放下了。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仿佛把积攒了十八年的煤灰都吐了出去。车轮轰隆隆地响着，载着我一路向南，我靠在硬座座椅上，闭上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再也不要回来了。

# 第二章

南方的城市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九月的杭州，空气里都是湿润润的桂花香，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走在路上深吸一口气，整个人都像被泡在了蜜糖水里。校园里到处是绿树成荫的法国梧桐，教学楼是红砖白墙的西洋式建筑，操场上的跑道是塑胶的，踩上去软软的，弹性十足。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新奇得让我在前两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我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城里人的。班上的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有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最不济也是省城长大的。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不一样，不是那种镇上供销社买的花布衫，而是商场里买的成衣，款式新潮，颜色鲜亮。女同学们烫头发、涂口红、穿高跟鞋，说起话来声音软软的，带着一股我说不上来的优越感。男同学们穿着干净的衬衫和锃亮的皮鞋，头发用发胶梳得整整齐齐，说起话来引经据典，谈笑风生。我夹在这些人中间，觉得自己就像一棵从泥地里拔出来的野草忽然被栽进了花盆里，浑身都不自在。

不过这种不自在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我很快就发现，我身上有一种东西是班上其他女生没有的。

那是开学的第二周，系里组织新生联谊会。我穿了一件从家里带来的最好的衣服——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和一条蓝布裙子，头发用红头绳扎了个马尾，脸上什么也没涂。我以为自己这副打扮够土气的了，可是当我走进联谊会场的时候，整个房间的男生几乎同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那种目光我太熟悉了，和镇上那些男人的目光如出一辙，只不过这些城里男生的目光更含蓄些，可骨子里那股贪婪的劲儿还是一样的。我当时心里既紧张又得意，紧张的是被这么多人同时注视，得意的是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我的容貌依然是我最大的资本。

大一上学期还没过完，追求我的男生就已经排成了队。有中文系的才子，写了厚厚的情诗塞在我宿舍的门缝里。有体育系的大高个，天天在食堂门口堵我，非要请我吃饭。有校学生会的干部，借口工作需要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还有外校的男生，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的名字，跑到我们学校来假装偶遇。我的室友们又羡慕又嫉妒，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七嘴八舌地议论，说林美芸你这张脸真是老天爷赏饭吃，说你将来肯定能嫁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

我听了只是笑笑，不说话。她们不知道，我心里早就算计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些写情诗的才子，浪漫是真的浪漫，可浪漫能当饭吃吗？那些体育系的帅哥，身材是真的好，可他们毕业了能干什么？当体育老师？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工资，还不够在杭州买一个厕所的。学生会的干部听起来体面，可也就是在学校里混得开，出了校门谁认识你是谁。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要的不是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能让我一辈子不用再过穷日子的保障。

大二那年秋天，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男人。

那是在一次校外的联谊聚会上，地点在西湖边一家高档的茶楼里。那家茶楼是仿古建筑，雕梁画栋的，门口挂着大红灯笼，里面摆着红木桌椅，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来参加聚会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家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是父母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我是被一个高年级的学姐带去的，学姐说这种聚会就是给大学生们拓展人脉的机会，多认识几个人总没坏处。我去了之后才发现，这种聚会说的好听叫拓展人脉，说的难听点就是变相的相亲会，男生们家里非富即贵，女生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家心知肚明地在寻找合适的对象。

那天的我穿了一件从延安路时装店买的米白色连衣裙，腰身收得很紧，把胸部和臀部的曲线都勾勒了出来。头发烫成了大波浪，披散在肩膀上，脸上化了淡妆，嘴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唇彩，亮晶晶的。我知道自己这身打扮的效果，进茶楼不到十分钟，就有三四个男生凑过来搭话。我端着茶杯笑盈盈地应付着，心里却迅速地对每一个人做着评估：这个个子太矮，那个说话太油滑，那个手腕上的表是假货，一眼就看出来了。就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从不远处的茶桌旁站起身，端着一杯龙井茶走了过来。

他就是我后来的丈夫。

他的个子中等，一米七出头的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皮肤白净，说起普通话来声音细细的，带着一股南方男人特有的斯文气。单看外表，他远不如那些围着我转的体育系男生帅气，可他身上有一种气质是其他人没有的——那是一种富庶家庭里长大的人才能养出来的从容和笃定。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那块表通体银色，表盘上的蓝宝石玻璃在灯光下折射出幽幽的光泽。我之前在商场的手表专柜前流连过无数次，认得那款表的标价是六位数。

他自我介绍说他家在温州做鞋业生意，从小工厂做起，现在已经是浙江有名的鞋业集团了，光工人就有四五百号，产品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好像是在说今天天气很好这种寻常的话题，一点炫耀的意思都没有。可我却听得心脏怦怦直跳，表面上还得装作不动声色，端起茶杯慢慢地啜了一口。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喜欢我的气质，说我跟别的女生不一样，说我身上有一种她们没有的东西。我听着他的夸赞，嘴角微微地翘起来，心想：你说对了，我跟她们确实不一样，她们想要的是浪漫的爱情，我想要的比那多得多。

在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地约我出去。他出手很大方，每次约会都带我去杭州最贵的餐厅吃饭，不是楼外楼就是山外山，点的都是菜单上最贵的菜，鲍鱼鱼翅这些我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的便饭。周末的时候他开车带我去西湖边兜风，开的是进口的奔驰车，座椅是真皮的，车里有空调和音响，坐着比火车软卧还舒服。他给我买衣服，买首饰，买化妆品，有一次路过杭州大厦的珠宝柜台，我多看了一眼柜台里的一条白金项链，他二话不说就刷卡买了下来，眼睛都不眨一下。那条项链的价钱，比我爹在矿上下井一年挣的工资还多。

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他身上的南方男人气质让我觉得有些别扭，说话的声音太细了，行事也太温吞了，跟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相去甚远。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家世，是他背后的那个鞋业帝国，是他能给我的那个阶层跃升的机会。我太清楚自己有多大的资本了，美丽、学历、谈吐，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一个穷小子身边，过不了几年就会被柴米油盐磨得不剩什么。可如果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这些东西就能变成最大的本钱，帮我在更高的阶层里站稳脚跟。

大四那年冬天，他带我回温州见了他的父母。他父亲——也就是我后来的公公——是个典型的温州商人，身材瘦小，说话语速极快，眼神精明得像能把人看穿。他母亲是个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穿着丝绸旗袍，戴着翡翠镯子，对我客客气气的，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距离。我知道他们在打量我，评估我，就像我在茶楼里打量那些男生一样。那天我表现得格外乖巧得体，该笑的时候笑得恰到好处，该沉默的时候绝不插嘴，吃饭的时候姿态优雅，连筷子怎么拿怎么放都提前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临走的时候，他父亲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一句话：“这个姑娘不错，比之前那几个强。”我在旁边听见了，心里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毕业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结了婚。婚礼在温州最豪华的酒店里举办，摆了八十桌酒席，光礼金就收了七位数。我穿着从香港定制的婚纱站在酒店的宴会厅门口迎宾，婚纱的裙摆有三米长，上面缀满了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觥筹交错之间说着一桩又一桩动辄七位数的生意。我端着红酒杯在人群中穿梭应酬，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心里却兴奋得手指都在微微颤抖。我终于成功了。我终于从那个到处是煤灰和尿骚味的小镇爬了出来，爬到了这个金碧辉煌的世界里。

新婚之夜，他喝了不少酒，带着微醺的酒意把我按倒在酒店总统套房的大床上。那床大得离谱，少说也有两米五宽，铺着雪白的高支棉床单，床头柜上插着大束的红玫瑰。他笨手笨脚地脱我的衣服，急吼吼地在我脖子上乱啃，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情话。他进去的时候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根本没注意到，只顾着自己闷头猛干。我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流光溢彩的水晶吊灯，心想：你快点完事吧。那晚上他折腾了三次，每一次都不超过五分钟就完事了，完事以后还要搂着我问我舒服不舒服。我嘴上说着舒服死了，脑子里却在盘算着明天的回门宴该穿哪件衣服。

婚后的日子确实如我所愿，过得很安逸。他在公公的鞋厂里挂了个副总经理的名头，实际上一天班都不用上，每个月账户上会准时多出一笔五位数的零花钱。我们住在温州市中心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里，家里有两个保姆，一个做饭一个打扫。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逛商场、做美容、约闺蜜喝下午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为了几分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卧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我对自己说：林美芸你看，你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得知怀孕的消息那天，我正在杭州大厦的奢侈品区里闲逛，手里拎着刚买的LV手袋。电话那头他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调，说马上来接我回家休息。我挂了电话，低头看了看自己平坦的小腹，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即将为人母的喜悦，而是一种冷静的算计：有了孩子，我在这个家里就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第二天我就去买了十几本育儿书，从胎教到早教，从营养搭配到智力开发，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来。我对自己说，我的孩子绝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在肮脏破败的环境里长大，他必须要赢在起跑线上，必须要成为人上人。

孕期里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乳房本来就丰满，怀孕之后更是像吹气球一样胀大起来，从C杯涨到了E杯，乳晕也从淡粉色变成了深褐色，敏感得一碰就胀痛。我的屁股和胯骨也变宽了，整个人显得更加丰腴圆润。我的皮肤在孕激素的作用下变得比从前还要白嫩光滑，脸上连一颗孕斑都没长，反而泛着一种红润的光泽。每次去产检的时候，别的孕妇都是灰头土脸气色暗淡，只有我光彩照人得不像话，连产科医生都夸我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孕妇。

他也很得意，常常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老婆怀孕了还这么漂亮。可我注意到，自从我怀孕以后，他对我的兴致就明显减少了。前三个月是怕动了胎气不敢碰我，三个月之后胎像稳定了，他尝试了几回，可是面对我鼓起的肚子总是提不起劲来，每次都是草草了事。我倒也乐得清静，反正他那三两分钟的功夫，有没有都不差什么。

儿子出生那天是初夏的傍晚，顺产，七斤三两，白白净净的，哭声洪亮得像只小老虎。护士把洗干净包好的婴儿放到我怀里的时候，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是我的儿子，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骨肉，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在那一瞬间甚至产生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感动，觉得自己这辈子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无条件去爱的存在。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我抱着儿子回到家，面对那个宽敞却越来越冷清的大房子时，那种熟悉的空虚和厌倦就又涌了上来。

我给他取名叫小涛，涛是波涛的涛，寓意是希望他将来能像大海一样有胸襟有气魄。可我的公公婆婆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涛”字太凶了，怕孩子将来命硬。我心里冷笑了一声，心想这是我生的儿子，我爱取什么名字是我的事。面上当然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回头找个师傅算一算再定。这种表面和气背地里较劲的日子，我在温州的这几年早就习以为常了。

日子就这么不好不坏地过着，直到小涛满月之后不久，一件事情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公公和当地新上任的一位大官闹僵了关系——具体是什么缘由我到现在都不完全清楚，好像是牵涉到一块工业用地的审批，公公想要，那位大官偏不给，两边来回较量了几轮，最后彻底撕破了脸。那位大官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四处刁难我们家的生意，工商税务消防卫生，所有能查的部门轮番上门，罚款单子像雪片一样飞来，厂子的生产几乎停滞。公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去疏通，可那位大官是铁了心要整我们家，公公越是活动，人家的手段就越是狠辣。到最后不得不低价转卖工厂，偌大的家业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土崩瓦解。

工厂关张的那天晚上，公公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的气氛沉闷得像要滴出水来，公公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白了一大半，手指夹着烟不停地抖。他喝了很多酒，喝到最后红着眼眶说对不起我们，说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没了。他留下了一笔生活费之后就回温州乡下的老宅养老去了，那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够我们一家三口过几年节俭日子，可要想再过从前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那是痴心妄想了。

树倒猢狲散，这句话我算是深刻地体会到了。从前那些巴结我们家的人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踪影，电话不打一个，面也不露一下。从前那些商场上的朋友、牌桌上的牌友，见到我都绕道走，生怕我开口跟他们借钱似的。我站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看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上自己那副志得意满的笑容，觉得讽刺极了。我费尽心机爬到这个位置，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没想到不过是换了个高级一点的地方看别人脸色吃饭而已。

丈夫没了父亲这座靠山，整个人就像被抽了骨头一样软了下来。他在公公的厂子里当惯了甩手掌柜，什么真本事都没学到，出去找工作四处碰壁之后，最后在一家小公司找了个营销员的职位，一个月工资到手不过两三千块。那点钱连我们从前吃一顿饭都不够，现在却要靠着它养活一家三口。每个月月中不到，钱就花得精光，我不得不开始动用自己的私房钱补贴家用。这让我又恐惧又愤怒，恐惧的是这种坐吃山空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愤怒的是我嫁的这个男人竟然如此没用，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

我们的争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且越吵越凶，到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吵上一回。有时候是因为钱的事，他怪我花钱大手大脚，我骂他没本事挣钱。有时候是因为孩子的事，他嫌我对儿子不够上心，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连儿子奶粉钱都快挣不出来了。吵到激烈的时候，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蹦。我说他根本不像个男人，他说我跟外面那些拜金的女人没什么两样。有几次吵到几乎动了手，他举起巴掌却没有落下来，红着眼眶摔门出去了。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一点心疼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鄙夷和厌恶。

我越来越觉得当初嫁给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早知道有今天，我宁可嫁给那个又矮又胖但是家底厚实的温州建材商儿子，至少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已经三十岁了，还带着一个孩子，再想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谈何容易。我必须靠自己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好在我还有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还有一口说得过去的英语，还有一副保养得当的好皮囊。这些东西加起来，应该够我在职场上找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了。

# 第三章

那场改变我命运的面试，发生在小涛满三岁那年的初春。

杭州的春天来得早，三月的西湖边上柳树已经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摇摆。可我没心思看风景，接连投了十几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之后，我的焦躁已经到了顶点。那些简历上写着我的学历、工作经历——虽然只有大学期间在公公厂里实习过几个月的会计经历，被我润色成了“负责集团财务部日常管理工作”——可回音寥寥，偶尔有一两家公司叫我去面试，见了面之后对方看看我的年龄，再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下我的家庭状况，然后客气地说回去等通知，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个三十岁的已婚已育女人，在职场上的竞争力远不如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小姑娘，尤其是在会计这个行当里，老板们都想要好用又便宜的应届生，谁会愿意花高薪请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妇女呢。

可我偏不信这个邪。我林美芸从那个煤灰满天的小镇一路爬到了温州富商的少奶奶，什么阵仗没见过，区区几封拒信就想把我打发了？做梦。我把简历重新修改了一遍，去掉了一切可能暴露年龄的信息，又咬着牙花两千块买了一套米白色的职业套装——那种收腰的西装外套配包臀裙的款式，穿上之后胸是胸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干练里透着那么一股若有若无的女人味。然后我在网上搜遍了杭州所有的外资企业，一家一家地投简历，终于在投到第二十三家的时候，等来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很年轻，操着一口带着香港腔的普通话，自称是美瑞国际杭州代表处的行政助理，说她们公司目前正在招聘一名财务顾问兼行政主管，看了我的简历觉得条件很合适，约我第二天下午去面试。我挂了电话之后心跳得咚咚响，美瑞国际这个名字我在网上查过，是美国一家做医疗器械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做得很大，光是杭州代表处就有上百号员工。如果能进这样的公司，工资至少是普通企业的两三倍，更不用说还有出国的机会——这个念想一冒出来，我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了半个钟头就到了美瑞国际杭州代表处所在的写字楼。那栋楼在钱江新城最繁华的地段，三十六层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堂里的地面铺着进口的大理石，光洁得能照出人影来。电梯一路上升的时候，我看着电梯间镜面里自己的倒影，米白色的职业套装勾勒出丰满而不失纤细的身材曲线，头发挽成一个优雅的低发髻，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钉，脸上画着精致素雅的妆容，嘴唇上涂着豆沙色的口红。我对自己挑剔地审视了一番，最后确认了没有一丝不妥当的地方，才深吸一口气，按下了二十二层的按钮。

美瑞国际的前台是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孩，问了我的来意之后，把我领到一间小会议室里等着。会议室里摆着一张光洁的胡桃木长桌，墙上挂着公司的产品宣传画，全都是英文的，我扫了一眼，大意是什么“全球领先的微创外科解决方案提供商”之类的套话。我等了大概五分钟，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却不是电话里那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看起来四十岁出头，个头不算高，大概一米七二七三的样子，比我穿高跟鞋高不了多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浅蓝色的衬衫，打着暗红色的领带，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对小而有神的眼睛。说实话他的长相算不上英俊，但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身上飘着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道，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种在香港人身上常见的老派绅士作风。他走进来的时候腋下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手里端着一杯星巴克的咖啡，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成熟男人的自信和职业感。他进门的第一眼就落在了我身上——准确地说，是落在了我的胸部上。他的目光在我胸口停留了大概两秒钟，然后才不动声色地移到我的脸上，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

“林小姐你好，我姓金，是杭州代表处的总经理。”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翘起二郎腿，姿势闲适却又不失分寸，“你的简历我看了，浙江工商大学的会计学专业，嗯，不错的学校。你在校期间还辅修了商务英语？”

“是的金总，我在大学期间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他，同时有意无意地挺直了腰背，让上半身的曲线在职业装的衬托下更加明显。我知道这个动作的效果——他的目光果然又快速地在我胸口扫了一下，然后才若无其事地低头翻开我的简历。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他问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问题，关于会计准则、税务筹划、成本控制之类的。我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对答得还算流利。但我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当我回答到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时，他的表情都很平淡，可每当我侧头思考或者微微前倾身体的时候——这些动作会让我的锁骨和若隐若现的乳沟展露出来——他的眼神就会闪烁一下，喉结会轻微地上下滚动。这种微表情我太熟悉了，从小到大，我在无数个男人脸上见过同样的反应。

面试快结束的时候，金先生合上我的简历，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忽然换了一种随意得多的语气问我：“林小姐，冒昧问一句，你结婚了吗？”

这个问题在正规面试里其实是不该问的，可他问得那么自然，好像只是在闲聊天气一样。我心里转了几个念头，最后决定如实回答——这种事情瞒也瞒不住，入职的时候总要填人事表格的。

“结了，还有一个儿子，刚满三岁。”我笑了笑，抢在他继续问之前补充道，“不过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家里也有人照看，绝不会影响工作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而是站起身朝我伸出手来：“好的林小姐，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你的专业能力我很满意，回去等消息吧，不出意外的话，三天之内人力资源部会联系你。”

他的手握起来很干燥，掌心温热，手指修长有力，握的时间比正常的商务握手要长上那么一秒半秒。他松开手的时候，小指的指尖不经意地在我手背上轻轻擦了一下。那一下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皮肤上，要是粗心一点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可我是林美芸，我太清楚这种不动声色的暗示了。我装作什么都没察觉，微笑着道了谢，拎起手袋款款地走出了会议室。

三天后，我果然收到了美瑞国际杭州代表处的录用通知。职位不是财务顾问兼行政主管，而是总经理秘书兼财务顾问——比原来的职位高了一级，工资也相应地翻了将近一倍，试用期月薪八千，转正之后一万二。这个数字在当年杭州的外企里算不上最高的一档，但对我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我拿着录用通知书站在客厅的窗前，看着楼下破旧的小区绿化和东倒西歪的垃圾桶，嘴角慢慢地翘了起来。金先生，您真是个有趣的人，我心里默默地想，但愿你不只是个有趣的人，最好还是个有用的人。

入职第一天，我去人事部办完手续，就被安排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外面的秘书隔间里。那个位置离金先生的办公室只有一步之遥，中间隔着一扇磨砂玻璃门。我的办公桌正对着那扇门，只要金先生在里面按一下桌上的通话器，我就得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人事部的小姑娘在给我交代工作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句：“金总对秘书的要求很高，之前的两位都没能过试用期，林姐你可得好好表现。”我笑着说知道了，心里却想：那要看他对我有什么要求了。

金先生确实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是香港人，十几岁就去了美国读书，在那边拿到了MBA学位，后来被美瑞国际派驻到中国来开拓市场。他在杭州已经待了五年，据说人脉很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都有交情，生意场上手腕老辣，代表处的业绩在他的操盘下翻了将近三倍，美国总部那边对他器重得很。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正是我在落魄之后最需要的那种靠山。他比我有钱，比我有资源，比我有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握着一条能通向我梦寐以求的海外生活的捷径。我需要他，就像当初我需要那个温州鞋商的傻儿子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我的目标更加清晰了。

入职后的第一周，我表现得格外谨慎。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把他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把他喜欢的蓝山咖啡煮好放在保温壶里；他的日程安排我背得滚瓜烂熟，所有的会议提前十五分钟提醒；他交代的所有事情我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确保每一样都按时完成。在穿着上我也下了功夫，每天换一套不一样的职业装，颜色都以柔和显气质的米色、浅灰、淡粉为主，裙子永远在膝盖上方三公分的位置，不算暴露，但走动起来的时候包臀裙下两条白嫩修直的小腿足以让任何正常男人的目光都跟着转。我还特意选择了一种淡雅的栀子花味香水，只在耳后和手腕内侧轻轻喷上一点，不会浓烈到让人觉得刻意，可当他靠近我和我说话的时候，那股若有若无的香气就会飘进他的鼻子里。

效果立竿见影。第一个礼拜还没过完，金先生就开始有事没事地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里。有时候是问一份文件，有时候是让我帮他整理资料，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干，就是让我站在他旁边，听他打越洋电话，说是让我熟悉业务。我垂着眼睛站在一旁，听着他用流利的美式英语和美国总部的同事讨论着各种我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眼角余光却始终留意着他的视线。果然，每一次我一弯腰去够办公桌上的文件，或者一转身去拿书架上的资料夹，他的目光就会像被磁铁吸住一样黏在我的腰身和臀部曲线上。他那双藏在金丝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看女人的时候总是先从屁股和胸部开始，然后才不紧不慢地移到脸上，仿佛在品鉴一件昂贵的瓷器，每一个弧度都要细细地打量过才能做出判断。这种目光让很多女人觉得不舒服，可对我来说，它就像一杆精确的标尺，让我能准确地丈量出他对我的兴趣到底有多少。

转折发生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星期。那天下午，金先生让我留下来加班，说要整理一份季度财务报告，第二天一早就要发给美国总部。其他的同事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偌大的办公区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我坐在会议室的电脑前整理报表，他就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撑着我的椅背，一只手越过我的肩膀指点屏幕上的数据。他的身体微微前倾，胸口几乎贴上我的后背，下巴快要碰到我的头发。他身上那股混合着古龙水和淡淡烟味的气息笼罩着我的整个感官，他说话时吐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耳廓上，痒酥酥的，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心里清楚得很，他这是在试探我的底线。

“这里，你看，第三季度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比上季度多了十二天。”他的手指点着屏幕上的一个数字，指尖在移动的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蹭过我的手腕内侧。那片皮肤是我全身最敏感的地方之一，那一下触碰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的身体里激起了一圈微小的涟漪。我感觉到自己的乳尖在衬衫底下不受控制地微微发硬，贴着蕾丝胸罩的衬里轻轻地摩擦着，带来一阵隐秘的酥痒。我的双腿不自觉地夹紧了一下，随即又强迫自己放松。

“是的金总，我注意到了，主要是因为华东区的几家经销商延迟付款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自然，同时装作不经意地把手移开，拿起鼠标点击了几下，这个动作让我的身体微微前倾，胸前的曲线在衬衫的V领下更加明显。他的呼吸在我耳后停顿了半秒钟，然后恢复了正常。

“做得不错，这么快就看出问题所在了。”他把手从我的椅背上收回去，退后了一步，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今天就到这里吧，太晚了，我开车送你回去。”

我们同乘电梯下楼的时候，金先生忽然侧过头看着我，用一种介于老板和朋友之间的暧昧语气问道：“林小姐，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白，跟他上次面试时一样突兀却又假装随意。我心里转了一个念头，选择了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回答道：“他是个小公司的销售员，很普通的。”

电梯到了地下车库，金先生掏出车钥匙按了一下遥控，远处一辆黑色的奥迪A6闪了两下灯。他替我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手掌护在车门框上方，这个动作绅士极了，可我知道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在我弯腰坐进车里的时候，能居高临下地看到我领口里的风景。我假装毫不知情，优雅地侧身坐了进去，包臀裙在我屈腿的瞬间绷紧了，将两条裹在肉色丝袜里的大腿展露无遗。他的目光果然在那一瞬间凝固了大概零点几秒。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从公司到我住的小区不过二十分钟车程，可那天晚上金先生开得很慢，好像并不急着把我送回去。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话题从工作慢慢滑向了私人领域。他告诉我他已经离婚三年了，前妻和女儿在香港，他一个人在杭州打拼，虽然事业上顺风顺水，可感情生活却是一片荒芜，有时候晚上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故意用余光瞥了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自嘲的苦笑。这种中年男人的孤独叙事我太熟悉了，每一个心怀不轨的有妇之夫开场白都是这套说辞。可他说的未必全是假话——一个长年独居的中年男人，对女人的渴望和寂寞应该都是货真价实的。我要做的，就是恰到好处地利用这一点。

车子在我家楼下的巷口停下来。我解安全带的时候故意放慢了动作，胸前的安全带从我胸口缓缓滑过，勒出了一道柔软的凹陷。他果然又看了一眼，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拉开车门之前回过头，冲他绽开一个甜美的笑容：“金总，今天辛苦您了，明天早餐想吃什么，我顺便给您带一份？”

他似乎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不用这么客气，以后加班的日子多着呢，你要是总这么周到，我这个老板可要不好意思了。”

以后加班的日子多着呢——我在上楼的楼梯上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金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向我发出某种邀请，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节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让鱼咬了钩却又不急着收线，等他在钩上挣扎得筋疲力尽了，才是收网的最佳时机。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和金先生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越来越薄，薄到几乎能透过它看见彼此的企图。他对我越来越大方——不是那种赤裸裸的砸钱，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慷慨。比如发了工资之后“顺口”告诉我公司有个额外的置装补贴可以报销；比如下班晚了就“顺路”带我去杭州最好的西餐厅吃牛排，开一瓶上千块的红酒，说是“犒劳优秀员工”；比如出差去上海的时候在南京西路的恒隆广场“顺便”给我买了一条爱马仕的丝巾，说是“给团队骨干的年终礼物”，价钱标签都没撕，上面印着四千八百块。我每次都推辞一番，最后千恩万谢地收下来，在接过礼物的瞬间让他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短暂交缠，然后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抽开，垂下眼睛露出一个羞涩而感激的笑容。

我太清楚这种若即若离的把戏了。他送我丝巾，我第二天就系在脖子上给他看，然后在他夸好看的时候红着脸说是金总眼光好。他请我吃牛排，我就穿一件领口略低的连衣裙赴约，吃饭的时候刻意用刀叉的动作让锁骨和隐约的乳沟在烛光下若隐若现。他加班到深夜，我就帮他泡一杯热牛奶放在办公桌上，附上一张手写的便签：“金总辛苦了，早点休息。”下款画一个俏皮的笑脸。这些细碎而暧昧的关怀就像一根根柔软的绳索，慢慢地收紧，把他困在我的网中央。我知道他就快要忍不住了。

终于，在入职第三个月的那个周五，金先生打出了他的底牌。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我叫进办公室，递给我一份美国总部的内部培训通知，说公司每年有两个赴美培训的名额，为期半年，费用全包，培训结束之后还有机会留在美国总部工作。他把那两张打印纸推到我面前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留了片刻，指尖离我的手只有不到一厘米的距离。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目光里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意。

“林小姐，这次培训的名额很少，杭州代表处只有一个推荐名额。你的英语好，专业也对口，我觉得你很合适。”他顿了顿，摘下眼镜慢慢地擦拭着，这个动作让他不得不眯起眼睛看我，目光变得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不过你也知道，想要拿到这个名额，光凭工作表现是不够的。”

我微微垂下眼睛，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片淡淡的阴影，声音轻柔得像春日里的暖风：“金总，我知道的。您对我这么照顾，我心里都记着呢。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您尽管开口。”

这句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金先生把眼镜重新戴上，嘴角浮起一个隐秘的微笑，他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那是上司对下属最常见的鼓励动作，可他的掌心在我的肩窝处停留了两三秒钟，拇指在我的锁骨上轻轻按了一下，力道不大，却刚好能让我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和微微的潮意。然后他收回手，恢复了那副职业化的笑容：“好，下周开始你陪我去出差，我们去上海见几个重要客户，顺便谈谈你出国培训的具体安排。”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一边给昏睡在沙发上的男人热剩饭，一边在心里把所有的账都重新算了一遍。我跟姓金的之间迟早要发生什么，这一点从我接到录用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心知肚明了。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发生，以及我能从这场交易里得到多少我想要的东西。出国培训，美国绿卡，摆脱这个越来越让我窒息的家，这些筹码已经摆在桌面上，我所要做的就是付出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它们。值不值得？我对着厨房水槽上方那面沾着油渍的镜子看了看自己的倒影，三十二岁，皮肤依然白皙光滑，身材依然丰满紧致，眉眼之间比二十几岁的时候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正是女人最有魅力的年纪。这笔买卖，我做定了。

唯一让我有些心烦的是家里那个越来越不像话的男人。自从公公的厂子倒闭以后，他就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迅速地枯萎下去。每个月两千多块的工资，被他拿去喝酒赌麻将，花不到月中就光光的。小涛的幼儿园学费是我在交，家里的菜钱是我在出，连这套破房子的房租都是从我私房钱里掏的。我每次管他要家用，他就红着眼睛冲我吼，说我嫌贫爱富，说我巴不得他死了好去找别的男人。吵到最后我连吵都懒得吵了，看着他窝在沙发上抱着酒瓶子昏睡的窝囊样，我的心里只剩下一种冰冷彻骨的厌弃。我当初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男人？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无数遍，得到的答案总是一样的：你当初嫁的不是他，是他的家底。如今家底没了，他这个人自然也就没用了。

只有小涛还能让我心里柔软一下。三岁的孩子，说话奶声奶气的，每天我下班回家他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抱我的腿，仰着小脸叫妈妈。我把他抱起来亲他的脸蛋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真切的柔情——这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不需要算计的存在。可这份柔情总是很短暂，因为一放下孩子，一转身看见沙发上那个醉醺醺的男人，所有的温情就都被铺天盖地的厌倦淹没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为了小涛，我大概早就拎着箱子离开这个家了。

而现在，离开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姓金的把赴美培训的诱饵抛了出来，能不能咬住这个饵游到大洋彼岸去，就看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不能把他伺候舒服了。我把热好的剩饭端到茶几上，看了一眼已经在沙发上打起呼噜的男人，转身走进了卧室。坐在梳妆台前，我慢慢地卸着脸上的淡妆，镜子里的女人面容平静，眼神坚定，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愧疚。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勾了勾嘴角，心想：林美芸，你这辈子做过很多决定，有的对了有的错了，可这一次——这一次你绝不能再心软。

# 第四章

上海出差的那两天，是我和金先生之间那层窗户纸彻底捅破的日子。

我们住在外滩一家五星级酒店里，两间相邻的行政套房，中间隔着一道可以互通的内门。白天见客户的时候，我穿着那身米白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挽得一丝不苟，妆容精致得体，坐在会议桌前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来的客户介绍财务方案，金先生坐在我对面，用一种混合了赞许和占有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件被他精心包装好展示给外人看的珍贵藏品。晚上的商务宴请结束后，客户们各自散去，金先生提议去酒店顶楼的行政酒廊喝一杯，我点了点头说好。

行政酒廊在酒店的四十二层，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窗外是外滩流光溢彩的夜景，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灯火璀璨，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变换着五彩的光。我们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金先生点了两杯马提尼，酒保把酒杯端上来的时候，他举起杯子轻轻碰了碰我的杯沿，杯口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响。他说：“林小姐，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那几个美国人对你的专业水准很认可，这个月的业绩提成，我会给你额外加一笔奖金。”我笑着谢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马提尼辛辣微甜的酒液滑过舌尖，在喉咙里留下一道温热湿润的痕迹。我不太能喝酒，半杯下肚脸就红了，耳朵也发烫，金先生看着我绯红的脸颊，眼神里的克制明显松动了几分。

他说了很多话，说他年轻时在香港打拼的艰难，说他前妻如何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离他而去，说他在杭州这些年虽然事业有成但内心始终空落落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很慢，眼神时而飘向窗外的夜色，时而落在我脸上，像是在陈述一段久远的往事，又像是在暗示某种迫切的期待。我静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用指尖轻轻转动酒杯的杯脚，让杯中的酒液在灯光下晃动出琥珀色的光晕。我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有真有假，可我不在乎真假，我只在乎他接下来要说的内容里，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终于，他把酒杯放下来，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抬起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气说：“美芸——我能不能这样叫你？”我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他继续说下去：“美芸，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聪明，漂亮，能干，比我在大陆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懂得自己要什么。我不想跟你绕弯子，我喜欢你，从面试那天看到你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有家庭，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但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还有——”他顿了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个赴美培训的名额。”

他说出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收紧了一下，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忽然攥住了它。赴美培训——这四个字在过去的几周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像一颗悬在半空中的蜜糖，散发着诱人的甜香。我抬起头看着金先生，他的脸在马提尼的微醺下泛着一层红光，金丝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闪烁着一种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兴奋和紧张。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清晰的认知：这就是那个时刻了，我付出了三个月的铺垫和试探，终于等到了他摊牌的这一刻。现在轮到我收网了。

我把酒杯放下，微微垂下眼睛，让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声音轻柔得像窗外的夜风：“金总，您对我好，我都知道。说实话，我对您也不是没有感觉，只是——只是我有家，有孩子，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把“太难了”这三个字说得特别软特别轻，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之前最后的挣扎。然后我抬起眼睛，让眼眶里蓄满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水光，恰到好处地迎上他期待的目光：“可是，如果金总是真心对我好，我愿意——”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的手已经伸过来覆在了我的手背上。他的掌心很热，手指微微发颤，像是一个等了太久的人终于抓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天晚上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在送我回房间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在我额头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那个吻干涩温热，带着马提尼酒的微醺气息，嘴唇的触感薄薄软软的，印在我额头上像一张无形的契约。他退后一步，看着我说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会。我点了点头，关上门之后靠在门板上，伸手摸了摸额头上被他吻过的地方，嘴角慢慢地翘了起来。鱼已经咬了钩，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这条鱼拖上岸的问题了。

从上海回到杭州之后，我和金先生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新阶段。在公司里我们还是规规矩矩的上下级，他叫我林小姐，我叫他金总，开会讨论工作的时候一板一眼，谁也挑不出毛病来。可只有我们知道，那些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发生了什么——比如他在我递文件的时候趁机用手指蹭过我的手腕，比如我在他办公室汇报工作时故意俯身让他从领口看到内衣的蕾丝花边，比如下班后他开车送我去商场，在副驾驶座上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隔着丝袜慢慢地来回摩挲，从膝盖一路滑到裙摆的边缘，指腹的力度不轻不重，刚好能让我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和那若即若离的暧昧试探。

那段时间我变了，变得比从前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表。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我会在梳妆台前坐上一个钟头，比从前嫁给那个窝囊废当少奶奶的时候还要精心打扮。粉底要上三层，把三十二岁的细纹遮得一丝不露；眼线要画得微微上挑，让本就风情万种的眼角更加勾人；口红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选了一支迪奥的正红色，据导购小姐说这支色号是“男人杀手”，涂上之后两片唇瓣湿润饱满得像成熟的樱桃。衣服也换了一批——不是那些中规中矩的职业装了，而是从武林路女装街和杭州大厦买来的新货，有真丝的吊带睡裙，有薄得透肉的羊绒开衫，还有一条枣红色的蕾丝透视衬衫，穿上之后若隐若现地露出里面的黑色内衣和胸前那片白得发光的肌肤。那条衬衫我从没穿去上过班，只是挂在衣柜里，每次打开柜门看到它的时候，心里都会涌起一种隐秘而兴奋的预感——我知道总有一天会穿上它的。

我的晚归也越来越频繁了。金先生带我去参加各种商务饭局，在觥筹交错之间，他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林小姐，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会不经意地搭在我腰后最细的那个弧度上，五根手指微微张开，隔着衣料轻轻按压着，像是在宣示某种隐秘的占有。我配合着他，在别人面前扮演那个矜持有礼的职场女性，在别人看不见的桌子底下，我的膝盖有时会轻轻碰上他的膝盖，然后用比蝴蝶振翅还慢的速度缓缓分开，像是无意，又像是邀请。那种在众人眼皮底下偷偷玩火的刺激感，让我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脸上都还带着兴奋的红晕。

家里的那个男人自然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他难得地没有喝醉，坐在客厅的破沙发上阴沉着脸等我。他问我这么晚去了哪里，我说公司加班。他冷笑了一声说加班加到这个钟点，骗鬼呢。然后他忽然站起来冲到我面前，一把抢过我的手提包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翻出了金先生送我的那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他把香水瓶子举到我眼前晃了晃，问我这个东西是谁送的。我说自己买的。他怒吼了一声说放你妈的屁，你一个月工资多少我能不知道，这瓶香水顶你半个月工资，你舍得买？然后他骂我是水性杨花的女人，骂我趁他落魄在外面勾搭野男人，骂我是嫌贫爱富的婊子，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小涛被吵醒了，站在卧室门口揉着眼睛哇哇大哭，小手紧紧抓着门框，小脸上全是恐惧和茫然。

我看着他暴怒的样子，心里出奇地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没有吵，没有哭，甚至没有生气。我只是弯下腰把散落一地的东西一件一件捡回包里，然后直起身看着他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用一种冷到了骨子里的语气跟他说：“你说得都对，我确实嫌贫爱富，我确实水性杨花。可你不想想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一个月挣两三千块，喝酒赌钱花得精光，儿子的学费是我出的，家里的菜钱是我给的，这套房子的房租也是我从嫁妆里掏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吼？”

他被我说的愣住了，嘴巴张了张想反驳什么，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手指头抖得厉害，最后把香水瓶往地上一摔，摔得粉碎，玻璃碴子和香水流了一地。那股浓烈的花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客厅，在破沙发和旧电视机之间弥漫开来，和这个破败逼仄的空间格格不入。他摔完就冲进了卧室，门嘭的一声关上了，留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脚下是一地的玻璃碎片和满室的香水味。小涛还在哭，哭声撕心裂肺的，我走过去把他抱起来拍着他的背哄了几句，哄了一会儿他睡着了，我把他放回床上，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发了好一会儿的呆。

我在想，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第二天我在公司跟金先生说了这件事——当然是经过筛选的版本，我只说他喝了酒在家闹事摔东西，没说具体吵了什么。金先生听完了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握住我的手，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语气说：“那你搬来公司住吧。代表处楼上有一间套房，是我平时加班太晚住的地方，设施很齐全，你先住着，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房子再搬也不迟。”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放心，套房里有单独的房间，我不会乱来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一本正经，可握着我手的那只手掌心分明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拇指在我手背上打着圈，那个小动作泄露了他内心所有的期待和算计。

我当然不信他不会乱来。搬到他套房的那天就是我们的关系彻底质变的节点，这一点他清楚，我也清楚。可我更清楚的是，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早一天住到一起，就能早一天把出国的事情敲定，早一天甩掉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男人，早一天飞到太平洋对岸去开启我的新人生。想到这里，我连最后一点犹豫都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搬去公司的那天晚上发生了另一件事，让我和金先生之间本就不清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回家里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塞了满满一个拉杆箱。那个窝囊废不在家，大概是去麻将馆了，正好省了我跟他吵一架的力气。我把箱子拖到楼下的巷口，正准备打个出租车，却看见小涛背着个小书包从幼儿园的接送车上跳下来，啪嗒啪嗒跑到我跟前，仰着小脸问我妈妈又要出差吗。我蹲下来抱着他软乎乎的小身子，一瞬间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切。

我没忍心把他丢下，就把他一起带到了公司。金先生看见我拉着一个拉杆箱牵着一个孩子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先是一愣，然后很快就笑了起来，走过来蹲下身摸了摸小涛的头，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小涛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缩到我的腿后面不肯说话。金先生直起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这孩子蛮可爱的，不如就让他也住在这里吧，省得你两头跑。”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眼镜片后面那双精明的小眼睛却闪烁着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光。

后来我才明白，金先生让我的儿子留在身边，并不是出于善心和体贴，而是一种更隐秘、更龌龊的心理——他觉得有孩子在隔壁房间睡觉，我伺候他的时候就会更紧张、更羞耻，而这种紧张和羞耻反而会让他更兴奋。这个男人的癖好远比我想象的要变态得多，可在当时我哪里顾得上想这些，我只是觉得这个安排倒是方便了我照看孩子，于是就点了点头答应了——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

当天晚上，我把小涛安顿在套房客厅的沙发床上，给他洗了澡讲了故事哄他睡着，然后轻手轻脚地关上了客厅的灯。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金先生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穿着一身暗蓝色的丝绸睡衣坐在我的床边，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嘴角似笑非笑地翘着。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暖黄色的灯光把他的脸映得半明半暗，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个通透。

我的心跳忽然加速了，不是因为紧张，也不是因为期待，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就像站在高台跳水板的边缘，知道下一秒就要跳下去了，下面是什么却看不清楚。他站起来，把酒杯放在床头柜上，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伸手解开了我衬衫的第一颗纽扣。他的动作出乎意料地轻柔，和他平时在公司里那副杀伐果决的形象判若两人。第二颗纽扣解开了，第三颗也解开了，我白嫩丰满的胸脯在衬衫的缝隙里若隐若现，黑色的蕾丝胸罩包裹着两团饱满的乳肉，深深的乳沟在暗光中显得幽深诱人。他的呼吸明显变得粗重了，手指在解扣子的时候微微发颤，一个在商场上呼风唤雨惯了的男人竟然在给女人脱衣服的时候紧张到手抖，这让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得意。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大失所望。他的手急切地探进我的衣服里，先是在我的胸口揉捏了几把——那手法粗暴而缺乏技巧，五根手指像揉面团一样胡乱地抓握着我柔软的乳房，指尖陷进乳肉里然后又弹开，反反复复，像是在测试一件新买的家电的弹性。接着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急吼吼地扯下我的裙子和内裤，分开我的双腿就要往里闯。他的呼吸又烫又急促，嘴唇胡乱地在我脖子上乱啃，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些我听不太懂的港式淫话——什么“靓女真系正”“好大个波”“顶唔顺啦”之类的。可我下面还是干的，一点动情的征兆都没有，他那根玩意儿在我两腿之间胡乱地顶来顶去，顶了半天愣是找不到入口，急得额头上青筋都暴起来，金丝边眼镜歪到了一边，那副狼狈的模样跟他在办公室里的体面形象简直南辕北辙。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温州酒店里新婚之夜的情景，两个男人的动作如出一辙地笨拙和急促，唯一不同的是金先生的年纪比当年那个傻小子大了整整一轮，急色的心却分毫不减。

最后还是我伸手带着他，才让他勉强进了门。说实话，那感觉真不算好，他的尺寸不大，比我想象中的香港男人还要短上一截，撑开来只有那么小小的一个存在感，在他进入的瞬间我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错觉。而且他的动作又快又急，像一个饿极了的乞丐扑在食物上狼吞虎咽，根本顾不上细嚼慢咽。他在我身上挺动了不到三分钟就开始哼哼，腰一挺，一股温热的液体射在了我的大腿根上。他连里面都没坚持到，在外面就泄了。然后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我身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胸口上，又黏又湿。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的白光，心里涌起的情绪复杂到了极点——有失望，有鄙夷，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更有一份精明的窃喜。金先生的弱点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了，他根本满足不了我，而一个不能满足女人的男人，永远会在那个女人面前感到理亏和愧疚。这份愧疚就是我最好的筹码，我只要拿捏好分寸，他就会乖乖地把赴美签证送到我手里。

果然，金先生从高潮的余韵中回过神来之后，脸上写满了尴尬和歉意。他搂着我，手指在我赤裸的肩头不安地画着圈，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对不起，美芸，我太激动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下次会好很多的。”我躺在他怀里没有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动作温柔体贴极了，嘴角却在黑暗中无声地翘了起来。下次——只要他还在想着下次，我的出国计划就稳了。

# 第五章

金先生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小涛还是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我给他洗完澡哄他睡着之后，轻手轻脚地关上了客厅的灯，拉上了隔断的布帘。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金先生已经坐在床边等我了，和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的场景，只不过这一次他穿的不是丝绸睡衣，而是一件白色的浴袍，头发还带着湿气，显然是刚在自己的卫生间里洗过澡。浴袍的领口敞得很开，露出里面瘦削但不算松弛的胸膛，几根灰白的胸毛卷曲着贴在皮肤上，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他看见我进来，站起身迎上来，双手握住我的肩膀，低头在我额头上印了一个吻。这个吻比上一次从容多了，嘴唇在我的额头上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沿着眉心、鼻梁一路滑下来，最后覆在了我的嘴唇上。他的舌头试探性地伸进来，带着薄荷味漱口水的清凉，在我的口腔里慢慢地搅动着，像是在品尝一道精致的甜品。

我闭上眼睛迎合着他，心里却出奇地清醒。他的吻技比他那急色的下半身强了不少，舌尖柔软灵活，不急不缓地勾着我的舌头打转，偶尔轻轻吮吸一下我的下唇，力道掌握得恰到好处。说实话，比那个只知道在我脖子上乱啃的窝囊丈夫强太多了。可我的身体依然没有太大的反应，那些温柔的吻落在我唇上，就像雨点落在玻璃窗上，清晰而遥远。我的脑子里甚至还能分出神来盘算别的事情——今晚他会不会又把事情搞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在我面前多留几分愧疚，这样谈出国的事情才更有把握。

他把我带到床边坐下来，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衣服。这一次他的动作比昨天稳当得多，一颗一颗地解开纽扣，每解开一颗就用指腹轻轻摩挲一下露出来的皮肤，像是在拆一件期待已久的礼物。我的衬衫被脱掉了，我的裙子也被脱掉了，只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和同色的丁字裤坐在床沿上。他的手顺着我的锁骨一路滑下去，滑过乳沟，滑过小腹，最后停在我的大腿内侧，指腹在光滑的皮肤上来回摩挲着，带着一种刻意的挑逗。他的呼吸变重了，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身体，喉结上下滚动着，像是在吞咽口水。

然后他站了起来，解开了浴袍的腰带。浴袍滑落在地上，露出他赤裸的身体。昏暗的床头灯下，我看到他的身材并不算走样，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保养得相当不错了，肚子上没有太多赘肉，手臂和肩膀上还隐约看得出年轻时锻炼过的肌肉线条。可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滑向了他的胯下——那根半勃起的阴茎从稀疏的毛发里探出头来，短短的，粗度也一般，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毫不起眼。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差点忍不住笑出来，一个身家千万、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男人，脱了裤子竟然是这样一副光景，想想也真是讽刺。

他没有留意到我内心的鄙夷，而是轻轻按着我的肩膀让我跪在他面前。这个动作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犹豫了片刻——不是犹豫要不要做，而是犹豫该用什么姿态来做，才能让自己的筹码最大化。最后我选择了顺从，膝盖落在床边的地毯上，地毯柔软的绒毛扎着我的小腿肚，我的脸正对着他那根还未完全勃起的阴茎。我伸手握住了它，手掌包裹着那短短软软的柱体，手指轻轻一拢，指腹感受到的是一种温热的、微微发粘的触感，上面还残留着沐浴露的人工香味。我慢慢地开始动作，手掌上下滑动着，拇指在他敏感的前端轻轻画着圈，感觉到那团软肉在我手心里慢慢地膨胀变硬，一点一点地撑开我的手指缝。

他仰起头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手指插进了我的头发里，揪着我精心打理的卷发——那力道不轻不重，介于压迫和爱抚之间，像是在催促又像是在鼓励。我知道他希望我含进去，可我偏偏不急着做，而是故意放慢节奏，让嘴唇在他的大腿内侧游走了好一阵，温热的鼻息断断续续地喷洒在那片皮肤上。他的呼吸随着我的鼻息忽快忽慢，大腿肌肉在我每一次呼气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绷紧一下，那根阴茎也随之轻轻弹跳，像是在等待一顿期待已久的大餐。他低头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已经涣散得不成样子，喉结飞速地上下滚动，嘴里断断续续地漏出几个含糊的粤语词：“乖女……好乖……”

终于，我张开嘴含了进去。那一瞬间的感觉非常奇妙——不是情欲，而是一种近乎于权力感的满足。我嘴里含着这个男人最脆弱的部位，他的一切自尊和威严都在这一刻化为了乌有，只能仰着头闭着眼睛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声。他的阴茎在我嘴里彻底硬了起来，撑得我的口腔微微发胀，可即便完全勃起了，它的尺寸依然算不上可观，我的嘴唇可以毫不费力地包裹住它的全部。我用舌头抵住它敏感的顶端慢慢地画圈，舌尖在上面绕着打转，偶尔用嘴唇紧紧裹住轻轻嘬一下，那个小小的柱体就会在我口腔里剧烈地弹跳一下，紧接着耳边就会传来他倒吸凉气的声音。我一面吞吐一面想着这男人的命根子生得可真小，比我家那个窝囊废的还要短上一截，含在嘴里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可它的主人却掌握着能把我送出国的生杀大权——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开的玩笑吧。

他的反应倒是很剧烈，不断有压抑的呻吟从牙缝里漏出来，手指越抓越紧，把我的头发揪得生疼。我忍着疼加快了速度，口腔里分泌出大量湿润的津液，顺着柱身淌下来，沾湿了他的大腿根部和我的下巴。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腰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向上挺动，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不行了”“要到了”。就在我以为他要射在我嘴里的时候，他却忽然往后一缩，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翻了个身，让我俯趴在床沿上，然后从背后急吼吼地进入了我的身体。

说实话，这个姿势我并不排斥——至少不用面对他那张写满情欲的脸上那副失控的扭曲表情。他的胯骨撞击着我的臀部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啪啪响，力度比前一晚凶猛了几分，也许是刚才的口交让他憋足了劲想要证明些什么。可他那根东西实在太短了，每次顶进来都只能浅浅地蹭过穴口那一圈敏感的嫩肉，里面更深处的地方根本碰不到，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比完全不碰还要让人难受，像有一根羽毛在要命的痒处来回搔刮却始终不肯用力按下去。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渐渐泛起一阵黏腻的潮热，不是从心底涌起的欲望，而纯粹是物理刺激下无法抑制的生理反应。我下面一定是湿透了，那些温热的液体顺着大腿内侧缓缓地淌了下来，可那只是身体的反应而已，我的心从头到尾都冷静得像一块冰。

我趴在床沿上，被他撞得身体一前一后地晃动，双手撑着床单，手指不由自主地把床单揪成了一团。为了让他快点结束，我开始配合他的节奏发出刻意压抑的呻吟声——其实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太了解男人了，他们听到女人叫床的声音就会兴奋，一兴奋就快了。果然，我的声音一出来，他的呼吸就更加急促了，动作也变得更加狂乱。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秒，等他什么时候完事好去洗手间把自己收拾干净。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粗重喘息声，腰部的挺动越来越快越来越猛，最后身体猛地僵住——可就在那关键时刻，他竟然又从里面滑了出来，一股温热黏稠的精液尽数喷射在我的大腿根部和臀缝之间，黏糊糊地淌了一大片。

他趴在我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胸膛贴着我汗湿的后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那根已经软下来的东西还贴在我腿根上微微抽搐着。我趴在床沿上一动没动，脸上的表情平静如水，甚至还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放松。他又没射进去，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力差得可怜，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住的男人，还能有多大的本事？不过这样也好，他越是不行，就越觉得亏欠我，越觉得亏欠我就越容易被我牵着鼻子走。

金先生从我身上翻了下去，仰面躺在床的另一侧，胸膛还在剧烈起伏，额头上的汗珠顺着太阳穴淌下来浸湿了枕头。卧室里弥漫着汗味与男性浊液交织的腥气，浓烈得让人有些反胃。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才听到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美芸，对不起……我平时工作太累了，状态不太好。”我没有拆穿他，只是翻了个身侧躺着，用手撑着头看着他那张写满疲惫和尴尬的脸，柔声说：“没关系的金总，您不用道歉，我喜欢您又不是只为了这个。”我用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声音放得更柔更轻了，像是在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对了金总，上次您跟我说的那个赴美培训的事情，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机选得恰到好处，他正处在高潮后的虚脱和愧疚之中，对我的温柔体贴满心感激，自然不会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摘掉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侧过身来面对着我，用那双没了镜片遮挡后显得格外疲惫和苍老的小眼睛看着我说：“培训名单我已经报到总部了，你是杭州这边的唯一候选人。顺利的话，下个月就能拿到邀请函，然后办签证。”他的手放在我的腰上，拇指在我的髋骨上轻轻地揉着，“办签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麻烦，毕竟你有家庭有孩子，签证官可能会怀疑你有移民倾向。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会让律师帮你处理的，我在美国那边的关系足够搞定这些。”

我听到“唯一候选人”和“下个月就能拿到邀请函”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心脏像是被一只温热的手掌紧紧地攥住了，激动得手指都在被单下微微发抖。美国——那个我从小镇姑娘时代起就只能在画报和电视上遥望的国度，那个象征着一切富足、自由和新生活的金色彼岸，此刻正以一种出乎意料的速度向我靠近。可我脸上依然保持着温柔恬静的微笑，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兴奋，只是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轻轻蹭了蹭，说：“金总，您对我真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这辈子能遇到您，是我最大的福气。”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音甜得发腻，连我自己都差点被感动了。金先生显然也被感动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近似于柔情的光，伸手把我揽进怀里抱得紧紧的，下巴抵着我的头顶，用沙哑的声音说：“小傻瓜，说什么谢不谢的。你跟着我，我绝不会让你吃亏。等到了美国，你就知道了，那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独栋的大房子，门前有草坪和游泳池，出门就是超市和商场，东西比国内便宜得多，空气也好，天永远是蓝的。小涛可以在那边上国际学校，学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将来申请常春藤大学比在国内容易多了。”

我静静地靠在他怀里，听着他描绘那一幅美好的蓝图。独栋别墅、游泳池、国际学校、常春藤——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讨论明天去哪里吃午饭，可对于我这个从煤灰小镇一路摸爬滚打爬到今天这一步的女人来说，每一个词都像是天堂传来的钟声，在我的心湖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只要能离开这里，离开那个窝囊废，离开这个越来越让我窒息的生活，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金先生虽然床上功夫不行，可他能给我别的东西——钱、身份、出国的跳板。等我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拿到了身份，到时候他对我还有没有用处，那就两说了。

窗外忽然飘起了细雨，雨点打在套房的落地玻璃窗上，发出细碎而密集的哒哒声。初夏的杭州就是这样，雨说来就来，说停就停，像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的心情。我缩在金先生的怀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和他胸口渐渐平缓下来的心跳，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各种计划和盘算。我想象着自己走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景里，穿着名牌大衣，拎着限量款的包，路边橱窗里的珠宝和时装倒映在我从容不迫的笑容里。我想象着小涛穿一身小西装坐在名校敞亮的教室里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老师的问题，旁边坐着的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小朋友。我想象着那个窝囊废收到离婚协议书时那张震惊而愤怒的脸，而我已经远在大洋彼岸，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

这些念头让我的心底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暖流，不是爱情，不是感激，而是一种更加实在和踏实的东西——那是对未来的掌控感。我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真正靠得住，父母靠不住，丈夫靠不住，金钱和权力才是唯一的保障。而金先生，这个此刻正搂着我、对我许下种种诺言的男人，不过是我通往那个保障的一座桥而已。等我过了河，这座桥是留着还是拆掉，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金先生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而沉重，似乎是睡着了。我轻轻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坐起身，借着床头灯昏暗的光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仰面躺着，嘴巴微微张开，发出轻微的鼾声，眼镜摘掉之后的脸看起来老了好几岁，眼角和额头的皱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深刻，嘴角还挂着一丝尚未消散的笑意。他在做什么美梦呢？大概梦到了和我共赴大洋彼岸双宿双飞的美好未来吧。我无声地笑了笑，心想：老金啊老金，你这辈子在商场上精明了一世，到头来还不是被我一个小镇出来的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男人啊，说到底就这点出息，不管他多有钱有势，只要裤腰带一松，脑子就跟着进水了。

我走进卫生间，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兜头浇下来，冲走了身上黏腻的汗渍和别的什么东西。我闭上眼睛仰起脸迎着水流，手指拂过自己依然紧致光滑的皮肤和那具被两个男人前后享用过却依然得不到真正满足的身体，心里涌起一种奇异而复杂的情绪。不是羞耻——羞耻这种东西，我早就在那个煤灰满天的小镇上丢光了。也不是后悔——后悔是弱者的情绪，而我这辈子从来不允许自己当一个弱者。那更像是一种隐隐的失落和更深的饥渴，像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每当我以为快要够到某个目标的时候，洞底又陷下去了几分。

关上花洒，擦干身体，我裹着浴巾站在洗手台前。镜子里倒映出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身材依然迷人，皮肤依然白嫩，可眼角已经隐隐约约有了岁月的痕迹。我凑近了看着自己的脸，看着那双被热气蒸得湿润明亮的眼睛，心里对自己说：林美芸，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从煤灰镇到杭州，从窝囊废的破房子到金先生的套房，每一次都是拿身体和尊严做赌注才赢来的。现在离美国只有一步之遥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金先生这条鱼已经咬钩咬得死死的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他稳住，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你和小涛送到太平洋对岸去。等到了那边，天高皇帝远，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加油，你离梦想只差最后一步了。

# 第六章

拿到赴美签证的那天，杭州下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冷雨。

我从美领馆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那本暗红色的护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白。我站在领事馆门口的石阶上，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雨丝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护照里那页贴着照片、盖着蓝色印章的签证纸，像一团火一样灼烧着我的掌心，烫得我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美国，我真的要去了。不是做梦，不是幻想，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三个月之后我就能站在纽约或者洛杉矶的街头，呼吸自由国度的空气。我在石阶上站了很久，久到身后排队的人群开始不耐烦地催促，我才回过神来，把护照小心地塞进手提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撑开伞走进了雨幕中。

接下来的三个月过得飞快，快得像一场被按了快进键的电影。金先生动用了他在美国的所有关系，帮我和小涛办理了赴美的一切手续——签证、机票、保险，甚至连小涛在那边入读的国际学校都提前联系好了。我对他的感激是真的，毕竟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就能踏上那块梦想了半辈子的土地。可除了感激之外，我心里还藏着一丝连我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的焦虑——到了美国之后，我对金先生的依赖就会大大降低，到时候我还能不能继续把他牢牢地攥在手心里？这个念头只在脑海中闪过一瞬就被我摁了下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出去再说，出去之后的事情，我林美芸有的是办法应对。

出发前一天下午，我回了一趟那个破旧的家，去拿最后几件行李。推开门的时候，客厅里还是那股熟悉的霉味和陈烟味，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光线昏暗得像一个洞穴。茶几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啤酒瓶和快餐盒，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一座小山，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腐烂而颓废的气息。那个男人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听见开门声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像被电击了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我了，我搬走之后他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发过几条短信骂我，我也没回。此刻他站在我面前，身上穿着一件领口已经松垮变形的旧T恤，头发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脸上的胡茬乱七八糟地冒出来，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

他看见我身后那个拉杆箱的时候，脸色瞬间变了。他问我是不是要去美国，语气又惊又怒，显然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事跟你没关系”。这句话彻底引爆了他。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一样冲到我面前，把茶几上的啤酒瓶扫到地上摔得粉碎，指着我鼻子歇斯底里地骂了起来——骂我是婊子，是被香港佬包养的二奶，骂我不知廉耻抛夫弃子去傍大款。他的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楼下的狗被他吓得汪汪叫。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发疯，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冷淡的笑意。奇怪的是，面对这铺天盖地的辱骂，我竟然一点愤怒或伤心都感觉不到，就好像在看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在街头表演一场蹩脚的独角戏。这个男人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他骂什么我都不会在意了，他愤怒也好伤心也好绝望也好，对我来说都不如路边一只野猫的叫声来得重要。

他骂够了，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开始哭。他一边哭一边说他知道错了，说他以后会改，会戒酒，会好好赚钱养家，说他不能没有我，说小涛不能没有妈妈。他的眼泪鼻涕糊了我一裤子，那张曾经在婚礼上笑得傻气十足的脸此刻扭曲得不成样子，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又可悲又可笑。我低头看着他，心里涌起的唯一感受是一种冰冷彻骨的轻蔑。一个男人可以穷，可以失败，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跪在地上求一个女人不要走——这个姿态本身就证明了他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底线和尊严。他越是哭得涕泗横流，我越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比正确。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我浪费下半辈子。

我用力把腿从他手里抽出来，蹲下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哭得红肿的眼睛，用一种平静到近乎残忍的语气说：“我们完了。从你爸那个厂子倒闭那天开始就已经完了。你也不用哭，哭也没用。离婚协议书我放在桌上了，你签也好不签也好，我在美国等满两年自动解除婚姻关系，到时候你不签也得签。”说这话的时候我脸上甚至带着微笑，像是在跟一个不熟的邻居交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愣住了，眼泪还在脸上淌着，表情却从悲痛变成了茫然，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站起身来，转身准备离开，却看见小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卧室门口，抱着那个我给他买的毛绒小熊，一双又圆又黑的眼睛蓄满了泪水，无声地看着我和他爸爸。他穿着那件印着卡通恐龙的小睡衣，光着两只小脚丫踩在冰凉的地板砖上，小小的身体在微微发抖。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那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还舍不得的东西，也是我唯一不需要算计就能真心实意去爱的人。我走过去蹲下来把他抱进怀里，他的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小脸埋在我的颈窝里，滚烫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皮肤上。他用奶声奶气的声音小声问我：“妈妈，你真的要走了吗？你不要我和爸爸了吗？”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真的裂开了一道口子。怀里这个小小的、温热的身体，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唯一毫无保留地爱着的人。我抱着他，闻着他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眼眶里涌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差一点就想说“妈妈不走了”，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因为我太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回到那间破房子，继续伺候那个窝囊废，继续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绝望生活，继续在这个灰蒙蒙的城市里日复一日地枯萎下去。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对小涛的爱是真的，可我对那种生活的恐惧更是真的。在那一刻我选择了后者，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他，而是因为我太怕了——怕自己会死在一个没有出口的牢笼里。我亲了亲他的额头，贴着他的耳朵轻声说：“妈妈先过去安排一下，等那边一切都弄好了，就来接你。你乖乖听爸爸的话，好不好？”

小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小手却死死抓着我的衣领不肯松开。我狠了狠心，一根一根地掰开他胖乎乎的手指，把他交到一直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的保姆手里——那个保姆还是我花钱请的，每个月工资都是我转账，那个窝囊废连个保姆都请不起。然后我站起身来，拉着拉杆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小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那声音像一把钝刀在我的心脏上来回锯着，每走一步就锯一下，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没有停，我告诉自己不能停，停下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咬着牙快步下楼，皮鞋跟敲在楼梯上的声音急促而决绝，小涛的哭声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被楼下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完全盖住了。

金先生的黑色奥迪A6停在楼下，发动机已经在突突地运转，排气管在冷空气中喷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司机小陈帮我拉开后车门，我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栋老旧的居民楼——里面关着我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家、丈夫、儿子、曾经的富足和体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落魄和厌弃。我弯腰坐进车里，真皮座椅冰凉的触感隔着裙子传到大腿上，让我打了个寒噤。金先生坐在后座的另一边，正低头看手机，听见我进来，头也不抬地问了句“都处理好了吗”。我说处理好了。他这才抬起眼睛看了看我，大概看出了我眼眶还泛着红，便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背，淡淡地说：“别难过了，等你在美国站稳了脚跟，随时可以把孩子接过来。我已经让律师在准备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侧过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看着窗外的街景在雨幕中飞速后退。老街的杂货铺、巷口的早点摊、小涛常去玩的社区公园，一幕一幕地从眼前掠过，像一部被按了快退键的电影。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十个年头，从富家少奶奶沦落到落魄破落户，又从落魄破落户爬上了外贸白领的台阶，最后把自己塞进了一个香港男人的行李箱里，即将被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去。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走得不光彩，可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身后那个越来越远的哭声说：小涛，妈妈对不起你。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活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金先生一起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商务舱的座椅很宽敞，空姐的笑容很职业，窗外的云层白得耀眼，一切都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美感。我穿着一身从杭州大厦新买来的驼色羊绒大衣，脚上踩着一双及膝的黑色高跟长靴，妆容精致得体，看起来和机舱里任何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女性没什么两样。金先生坐在我旁边翻着英文杂志，时不时侧过头来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态度殷勤而周到，就像他一直以来对待我的那样。可我心里隐隐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不安像水杯底部的一粒沙，晃一晃就沉下去了，静一静又浮上来。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透过舷窗看见了洛杉矶机场的跑道和远处棕榈树的轮廓，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美国！我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连机场的空气都带着一股自由和机会的味道——虽然实际上那不过是空调系统混合着咖啡和清洁剂的寻常气味，可在我的鼻腔里它比世界上任何一款香水都好闻。金先生走在我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拉着拉杆箱，高跟鞋踩在机场光洁的地板砖上，发出清脆笃定的咔咔声。那时的我，满心以为等待着我的是独栋别墅、游泳池、国际学校和常春藤，可我不知道的是，命运为我准备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

到美国的第一周，一切都看起来很美好。金先生在洛杉矶东边一个叫帕萨迪纳的郊区租了一套公寓，两室一厅，带一个能看到远处山景的小阳台，比起杭州那套逼仄的破房子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带我去逛了好莱坞星光大道，去圣塔莫尼卡海滩看了太平洋的日落，在比弗利山庄那些奢侈品店门口晃了一圈又一圈，虽然没有真的买什么贵东西，但光是那些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珠宝和时装就足以让我心潮澎湃了好几个晚上。我天真地以为这就是我在美国生活的常态了——一个有钱有品位的男人陪在我身边，一套舒适精致的公寓，一段充满新鲜感和可能性的新人生。

可这份天真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周开始，金先生说他要去纽约出趟差，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待着。他走之后，连着三天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发信息也只是简短的几个字在忙。到了第四天，他终于从纽约回来了，可他身边还带着另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深蓝色西装的白人男子。金先生向我介绍他的时候用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美芸，这位是杰克·安德森先生，美瑞国际西海岸分公司的副总裁，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在美国最重要的生意伙伴。”然后他转向那个叫杰克的男人，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接着说了下去，“Jack, this is Meiyun, the lady I told you about.”

那个叫杰克的白人男子向我伸出手来，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握起来干燥有力，和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一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他看起来大概五十岁出头，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色的眼珠在深深的眼眶里审视着我，嘴角挂着一个淡淡的微笑。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不舒服——那不是金先生第一次见我时那种偷偷摸摸的打量，而是一种更加赤裸、更加自信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件已经被他付过款、只等着收货的商品。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老外看人的方式太直接，心里略略有些不自在，却没有往更深的地方想。

真正可怕的真相是在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才暴露的。那天晚上，杰克在他位于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栋真正的豪宅，白色的外墙，红色的瓦顶，门前是一片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和两棵高大的棕榈树，车库里停着一辆银色的奔驰和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简直看花了眼，挑高的天花板上垂下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墙壁上挂着大幅的抽象派油画，落地窗外是一个碧蓝的游泳池，水面在夜色中泛着粼粼的灯光。这一切都太梦幻了，梦幻得让我几乎忘了呼吸。

吃饭的时候，杰克和金先生聊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大部分我都听不太懂，只能坐在一旁陪着笑。但有一件事我看得很清楚：金先生在杰克面前的态度完全不像他在杭州时那样自信和从容，他说话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讨好和附合，时不时地点头称是，笑得也比平时多了几分殷勤。那种姿态我看得太多了——那是下位者对上位者谄媚求全的嘴脸，和我那些在公公厂里点头哈腰的工人如出一辙。而杰克则靠在椅背上，端着红酒杯，偶尔嗯一声点点头，姿态闲适而高高在上。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金先生在美国的身份恐怕没有他在中国时吹嘘的那么显赫，他在杰克面前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而我自己在这个食物链里的位置，就更不用说了。

晚饭后，金先生忽然说他有点事要先走，让杰克送我回去。我正要起身跟他一起走，他却按住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你别走，杰克想留你再坐一会儿。他对你印象很好。你好好陪他说说话，这对我们以后在美国的发展很重要。”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不敢直视我，嘴唇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在说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心虚的急促。我愣住了，抬头看着他，他避开了我的目光，转身跟杰克打了个招呼就快步走出了那扇巨大的雕花木门。大门在我身后合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股凉气从脊椎骨底窜上来，直冲天灵盖。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又快又自然，自然得像一出早就排练好的戏。杰克端着两杯威士忌走到我坐的沙发旁边，递给我一杯，然后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开始跟我聊天。他的英语我大致能听懂七八成，虽然有些俚语和快速的连读需要我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勉强应付，但交流的基本意思不会弄错。他问我喜不喜欢美国，我说很喜欢。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说暂时没有。他笑了笑，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直截了当地切入了正题：“林小姐，金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情况。你在中国的婚姻很不幸福，你的丈夫对你不好，你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也很欣赏你的美丽和勇气。我不想绕弯子——金先生带你到美国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他在中国的事业遇到了麻烦，需要我在总部的董事会上帮他说句话。而他用来交换我的支持的筹码，就是你。”

我的英语听力在那一刻忽然变得出奇地好，每一个单词都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单词都像一根烧红的铁钉钉进我的耳膜里。金先生带我出国不是因为他爱我，不是因为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而是因为他需要把我送给他的白人老板当礼物，好换取他在公司里的前程。我端着威士忌杯子的手开始发抖，杯中的琥珀色液体在灯光下晃动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像极了我此刻动荡不安的内心。可我脸上的笑容纹丝未动，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没有改变一丝一毫。因为我早该想到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金先生把我从杭州那个烂泥潭里拉出来，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他当然需要从我身上得到相应的回报。他需要的不只是我的身体，更是用我的身体去做一笔更大的交易。

杰克看着我沉默的反应，大概是觉得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便站起身来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我望着外面夜色中的游泳池，给我留出了思考的空间。他的身材在窗玻璃的倒影中显得高大而沉稳，灰白的头发在水晶吊灯的光芒下泛着银色的光泽，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一种金先生永远无法企及的、属于真正的上流阶层男人的从容和气度。我坐在沙发上，盯着他的背影，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各种念头。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冷笑着说：林美芸啊林美芸，你以为你是猎人，到头来你不过是被更大的猎人捕获的猎物罢了。可还有另一个声音，更加冷静、更加清醒，在那个最初的震惊和屈辱感消散之后，慢慢地浮了上来，并且越来越响亮：这说不定是个更好的选择。

杰克明显比金先生更有地位、更有财富、更有话语权。如果金先生只是美瑞国际中国区的一个区域总经理的话，杰克是整个西海岸分公司的副总裁，两个人之间的权力差距不言而喻。搭上杰克这条线，我就等于直接跳过了金先生这个中间商，把自己的命运绑定在了一个更粗更稳的大腿上。更何况，杰克虽然年纪大了些，可他保养得宜，身材挺拔，五官端正，比起金先生那副小眼镜小眼睛的猥琐模样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说到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林美芸的生存法则从来就只有一条：依附最强的那个男人，然后伺机爬到更高的地方去。既然金先生主动把我送到了杰克面前，那我为什么不顺势而为呢？

想到这里，我把那杯没有喝过的威士忌放在茶几上，站起身来，踩着高跟鞋款款地走到杰克身后。窗外的泳池灯光在水面上投下破碎的光影，洛杉矶的夜空中零星点缀着几颗明亮的星子，远处的山峦在黑暗中若隐若现。我在他背后站定，伸手轻轻搭在他的手臂上，用我最温柔最甜美的声音，操着那口带了些口音却足够清晰流利的英语，轻声说道：“安德森先生，我想金先生并没有完全跟您说明白我的情况。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来美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更不是任何人的筹码。但是——如果您真的对我有兴趣，我很乐意坐下来跟您认真地谈谈，看看我们之间能不能达成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协议。”

杰克转过身来看着我，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的光——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端起威士忌杯轻轻碰了一下我放在茶几上的那个杯子，杯口发出一声清脆悦耳的叮当响，嘴角的弧度慢慢扩大，变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林小姐，你比金形容的要有趣得多。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女人谈条件。”他伸出手来，宽大的手掌包裹住我的手指，干燥温热的触感从他掌心传过来，与金先生那湿漉漉的、带着心虚和愧疚的触碰截然不同。这是一个真正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男人，他不需要愧疚，不需要乞求，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出价码，然后让对方自己选择要不要接受。

那晚我们坐在沙发上谈了将近两个钟头。他直接而坦率地告诉我，他和妻子已经分居多年，两人各过各的互不干涉，他在洛杉矶有几处房产，其中一套在圣马力诺的独栋别墅可以给我住，每个月他会给我固定的生活费，数目比我在杭州一年的工资还要多。他对我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只需要我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见朋友、出席社交场合、当然也包括私密时刻的陪伴。至于小涛，他会安排专门的律师处理孩子的签证和入学问题，最快半年之内就能把他也接到美国来。这些条件他一条一条地摆出来，清晰明了，没有遮遮掩掩，也没有金先生那种欲言又止的暧昧和心虚。他的坦诚反而让我觉得踏实——明码标价的交易比虚情假意的爱情更让人放心，至少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也清楚自己需要付出的对应的筹码又是什么。

我几乎没有犹豫多久就答应了。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情妇”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选择了。金先生已经把我当成了交易的筹码，我继续跟他捆绑在一起，迟早会被他卖第二次、第三次。与其被动地被人当礼物转来转去，不如主动地选择那个出价最高、实力最强的买家，把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那天晚上我没有回金先生的公寓，而是留在了杰克那栋豪宅的客房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精致的石膏雕花和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心里没有愤怒，没有屈辱，甚至连对金先生的怨恨都没有——他也不过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尽力往上爬的一条可怜虫罢了，和我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唯一感到的，是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决绝：从现在开始，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掌握，杰克·安德森只是我通往自由的一块跳板，仅此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给金先生发了一条短信，只有简单的几个字：“你的礼物，他收到了。”他没有回复。当天下午，杰克派人去金先生的公寓把我的行李全部搬到了圣马力诺那栋白色的独栋别墅里。我离开的时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在杭州对我颐指气使了将近一年的香港男人，就像几个月前我离开那间破旧的居民楼时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跪在地上抱着我腿哭的男人一样——男人对我来说永远是过去式，新的男人永远在未来的路上等着我。这就是我林美芸的活法，不是最光彩的，但一定是最现实的。

# 第七章

半年后，小涛终于拿到了赴美签证。

去纽约肯尼迪机场接他的那天，洛杉矶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雨。我开着一辆银色的奔驰轿车——杰克送我的生日礼物——上了高速，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有节奏的咔咔声，像一只看不见的钟摆在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良心。我把着方向盘，手指上的钻戒在阴天的光线里依然闪着刺眼的光芒，那枚三克拉的梨形钻石是杰克上个月在贝弗利山的蒂芙尼专卖店里套到我无名指上的，他说这不是婚戒，只是一份心意。一份心意，三克拉，换算成人民币将近两百万——这个价码买什么心意都够了。我看着自己握着方向盘的那只手，皮肤依旧白嫩光滑，指甲做了精致的法式美甲，手腕上戴着一块卡地亚的玫瑰金腕表，整个人从手指尖武装到了头发丝，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双保养得宜的手上沾了多少不干不净的东西。

我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机场的国际到达口，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来，点了杯美式咖啡却没有喝，只是握着杯子感受那股隔着一层纸杯壁传来的温热，眼睛盯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航班信息发呆。脑子里一幕一幕地过着这半年来的经历——住在圣马力诺的白色别墅里，白天是购物、美容、健身、学英语，晚上是陪杰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偶尔还有那些我不愿意回想的、更加私密的时刻。杰克对我确实不错，生活上从不亏待，金钱上从不吝啬，可他对我的需求也越来越花样百出。他喜欢邀请他的朋友们来家里参加所谓的私人派对，那些派对上发生的事情，是我这辈子都羞于启齿的记忆。可每次派对结束之后，他都会送我一两样贵重的礼物，或者往我的账户里转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像是在为我的付出明码标价。我收下那些礼物和钱的时候，心里既有一种麻木的坦然，又有一丝隐秘的刺痛——我知道自己正在被一点一点地物化，可我已经离不开这份物化带来的优渥生活了。

广播里传来从香港转机来的航班已经落地的通知。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赶紧站起来走到出口栏杆旁边，踮起脚尖在涌出的人流中寻找那个小小的、熟悉的身影。人潮川流不息地从我面前经过，各色人种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鱼贯而出，可我始终没有看到小涛。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出口的人流已经渐渐稀疏，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直到我看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空姐牵着一个瘦小的中国小男孩走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儿童行李箱，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小涛比半年前瘦了许多，原本圆润的小脸尖了下来，皮肤晒黑了不少，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半号的大红色羽绒服，领口拉得紧紧的，只露出一个小脑袋，看上去像一只被塞进不合身壳子里的寄居蟹。他怯生生地牵着空姐的手，两只眼睛又大又圆，眼神里混合着紧张、好奇、期待和不知所措。他看见我的第一眼愣了一下，好像没认出来我——这也不能怪他，我染了一头栗色的卷发，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米色风衣和一双及膝的细高跟皮靴，嘴唇上涂着迪奥的正红色口红，眼影打得很淡很精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与半年前判若两人的贵气。那个在杭州旧房子里蹲下来抱着他哭的妈妈，和眼前这个浑身名牌、容光焕发的女人确实不太像是同一个人。

但孩子终究是孩子，小涛愣了两三秒钟之后就认出了我的眼睛——那双不管怎么化妆都无法改变轮廓的眼睛。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松开空姐的手朝我飞奔过来，羽绒服的帽子在脑后一颠一颠的，小皮鞋踩在机场的地板砖上啪嗒啪嗒响得又急又密。我蹲下来张开双臂把他接进怀里，那个小小的、温热的身体撞进我胸口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心底某块结了痂的地方好像被猛力撞开了，一股又酸又涩又暖又疼的洪流瞬间涌遍了全身。我抱着他，把脸埋在他羽绒服的帽子里，闻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奶乎乎的儿童沐浴露的香味，眼泪不受控制地淌了下来。这半年来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哭过——被杰克的朋友们捉弄的时候没有哭，被金先生发来短信辱骂的时候没有哭，独自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失眠到天亮的时候没有哭——可抱着儿子的这一刻，我的眼泪像开了闸一样怎么都停不下来。我小声地、一遍一遍地在他耳边说着小涛乖妈妈的宝贝妈妈想死你了，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那些刻意维持的贵妇形象在这一刻全部土崩瓦解，我变回了那个小镇煤灰里爬出来的普通女人，一个为了自己活命抛弃了孩子的自私的母亲，一个在异国他乡重新抱起自己骨肉时既欣喜又愧疚的矛盾体。

空姐在旁微笑地看着我们，大概是见惯了这种亲人重逢的场景，例行公事地让我签了几份无人陪伴儿童交接的文件之后就转身离开了。我站起来擦掉眼泪，牵着小涛的手去取托运的行李。他拉着我的手，小手凉凉的，五根手指却攥得死紧，好像生怕一松开我就会再次消失不见。他仰起头来看着我，眼睫毛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珠子，用软软糯糯的声音问了一句让我心如刀割的话：“妈妈，爸爸说你跟别的男人跑了，是真的吗？”

我脚步顿了一下，高跟鞋踩在地板砖上的节奏断了一个拍子。然后我镇定下来，蹲下身子正对着他的眼睛，用手帮他整理了一下歪掉的羽绒服帽子，扯出一个温柔而笃定的笑容说：“爸爸是生气才乱说话的。妈妈没有跟别人跑，妈妈是在美国给你准备一个新的家，一个很好的家。你马上就有一个新爸爸了，他会对你很好的，就像亲爸爸一样。”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语速平稳，表情真诚，演技精湛到连我自己的良心都差一点信以为真。可小涛眨了眨眼睛，又问了一句让我更加心虚的话：“新爸爸是不是妈妈以前说的那个开公司的香港人？他很有钱对不对？”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半年多以前我确实跟他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我还在金先生的套房里住着，心里打的是嫁给港商移民美国的主意。可现实远比当时的盘算更加荒诞和复杂：我确实来了美国，可我要介绍给小涛认识的“新爸爸”既不是香港人也不是我的丈夫，而是一个年过半百、头发灰白、有家室有妻子的美国白人，以及他那群同样道貌岸然衣冠楚楚却癖好古怪的朋友们。

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撒谎：“是的，是那个香港人。他姓安德森，是个很好很慷慨的人。”我把金先生和杰克的名字与身份杂糅在一起，编出了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来搪塞孩子天真的追问，同时在心底默默祈祷杰克不会在小涛面前说漏嘴——毕竟那个白人老头虽然对我在床上花样百出，但在外人面前还算是个体面的绅士，应该不至于当着一个六岁孩子的面拆穿他母亲的伪装。

从肯尼迪机场开车回圣马力诺要将近两个小时。一路上小涛坐在副驾驶座上兴奋地问了我无数个问题——妈妈你的头发怎么变颜色了，妈妈这个车好漂亮是不是那个香港叔叔给你买的，妈妈路边的树好高好高在国内没见过，妈妈美国的天真的好蓝好蓝。他的兴奋和好奇让我心里既温暖又酸楚，我一一耐心回答着他的问题，同时在心里默默地排练着接下来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场景和应对方案。杰克那边我已经提前打过了招呼，让他这几天在家里收敛一些，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出什么不合适的举动来。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当然没问题，语气轻松随意得好像我在跟他讨论明天早餐吃什么一样。可我知道他说“没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是打了折扣的——这个男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收敛”这两个字，只有“暂时不方便”。

车子拐进圣马力诺的住宅区，林荫道两旁的梧桐树在冬季依然保持着茂盛的绿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干净平整的柏油路面上，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路边是一栋接一栋的独栋别墅，每一栋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白色的外墙，红色的瓦顶，修整得一尘不染的草坪和花圃，车道上停着奔驰、宝马、保时捷——这是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安静、富足、秩序井然，像一部精心编排的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那种中产阶级高档社区。小涛趴在车窗上看得眼睛发直，嘴巴半张着忘了合拢，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我从后视镜里偷偷观察着他的反应，心里涌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满足感——至少，我带他来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至少，他不用在那个煤灰满天的小城或者在那个破旧逼仄的居民楼里长大了。

车子停在了那栋白色别墅的车道上。杰克听见车声从屋里走了出来，穿了一件简约得体的浅蓝色牛津纺衬衫和一条卡其色的休闲长裤，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一个温和得体的微笑。他走过来帮我拉开车门，然后用一种刻意放慢语速的、温和的英语跟小涛打招呼：“嗨，你一定就是阿涛了。你妈妈跟我讲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欢迎来到美国。”小涛下了车，怯生生地仰头看着这个高大陌生的白人男子，小手下意识地攥紧了我的衣角，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只是睁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杰克，眼神里既有好奇也有戒备。

我在心底松了一口气——至少杰克说到做到，表现得确实很得体，没有当着孩子的面做出任何过于亲昵或者不合适的举动。我蹲下来拍了拍小涛的背，用中文小声跟他说：“小涛，叫安德森叔叔。妈妈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很照顾妈妈的人，就是安德森叔叔。”小涛很乖地抬头看着杰克，用他在国内幼儿园学的那点半生不熟的英语，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你好，安德森叔叔”，发音虽然生硬得厉害，但礼貌上挑不出毛病。杰克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嘴角的笑意深了几分，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光。我太熟悉那种光了——他在打量一件新玩具的时候，眼睛里就是这个表情。我的胃忽然收缩了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底升起来，但很快就被我自己压了回去。我告诉自己不要多想，杰克再怎么过分，也不会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样。

小涛来美国之后的日子，最初的一个月还算是平静安稳的。我每天接送他去帕萨迪纳那所私立小学上课，周末带他去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玩，在圣塔莫尼卡海滩的沙滩上堆沙子城堡，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看洛杉矶全景和好莱坞山的巨大招牌。杰克偶尔会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些家庭式的活动，每次都表现得像个体面而和善的长辈，会给小涛买冰淇淋和玩具，在院子里教他扔棒球——虽然他自己显然也不是什么投球高手，几次把球扔过了篱笆砸到了邻居家的猫，惹得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篱笆上冲他们喵喵地骂了好几个钟头。小涛渐渐放下了最初的戒备，开始用他磕磕绊绊的英语跟杰克交流，甚至偶尔会主动跑去杰克的沙发旁边，把自己在学校画的蜡笔画拿给他看。杰克总是很认真地接过来端详一会儿，然后摸摸他的头说“干得好，孩子”，再偷偷冲我挤挤眼睛，那个表情里藏着的意味只有我和他明白。

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也许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个有钱有势的依靠，一栋带游泳池的白色别墅，和一条肉眼可见的、通往美国中产阶级优渥生活的康庄大道。可错觉终究是错觉，它就像肥皂泡一样，再漂亮也经不起现实的轻轻一碰。那个最终戳破它的日子，来得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

那天是杰克五十四岁的生日，他说要请几个老朋友来家里聚会庆祝。他让我提前准备晚餐，说大概会有五六个人来，都是他认识多年的好友和生意伙伴。我照办了，一早就去超市采购了食材，在厨房里忙活了好几个钟头，做了牛排、沙拉、烤蔬菜和一整个奶油蛋糕。小涛那天学校里有个课外活动，下午五点才放学，我接了他在回家的路上反复叮嘱他说，今晚家里有客人来，让他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玩玩具或者看动画片，不要到楼下来。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问我为什么不能下来，我说大人们在说重要的事情，小朋友不方便听。他又问了一句那妈妈怎么在楼下，我说妈妈要负责招待客人，这是主人家的礼貌。他把小嘴抿了抿，没有再追问，可我看见他眼睛里的那个表情——那个我在杭州旧房子里最后一次看他的时候他眼睛里的表情，一种小心翼翼的、不太确定的信任。那种信任让我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

晚上七点，客人们陆续到了。一共五个男人，有白人也有亚裔，年纪都和杰克差不多，西装革履，谈吐不俗，手里各自拎着一瓶年份不浅的红酒，看起来确实像一群事业有成的上流社会精英。我穿着一件低调但剪裁精致的黑色连衣裙，把头发挽了个法式发髻，化着得体大方的淡妆，站在门口微笑着迎接每一位客人。他们依次和我握手，眼神在我的脸上和身材上飞快地掠过，嘴角挂着礼貌的微笑，用客气而疏离的语调说着“很高兴见到你”“杰克总是提起你”“你比照片上还要漂亮”之类的外交辞令。我一一含笑回应，同时在心里盘算着这顿晚饭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结束——明天小涛还要早起上学，我不能让他在楼上一个人待太晚。

可到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已经喝得有点站不稳了。这五个男人轮番给我敬酒，每一次敬酒都带着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我们美丽的东方女主人干杯”“为了杰克和他的幸运干杯”“为了中美友谊干杯”——而那些理由每一条听起来都像是在嘲笑我此刻的处境。我酒量本来就一般，几杯红酒下肚之后脸就红了，脑袋发晕，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耳边那些男人们的笑声和说话声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听不太真切。我依稀记得自己端着最后一个空盘子走向厨房的时候，脚步踉跄了一下，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扶住了我的腰。我回头一看，是杰克的一个朋友——一个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白人老头，他的手掌隔着我的连衣裙薄薄的面料贴在我腰侧，掌心又热又潮，五根手指微微用力，像是要在我身上烙下什么东西。

我下意识地想挣脱，可头晕得太厉害，双腿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一侧歪去。杰克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另一边，从另一个方向扶住了我，然后两个人一左一右半搀半架着把我带到了中厅的沙发前面。我的高跟鞋在走廊的地砖上磕了两下，然后被蹬掉了，光脚踩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脚底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让我的意识勉强维持着一丝清明。我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英语——大意是“我们开始吧”——然后有人放起了音乐，不是舒缓的爵士乐也不是优雅的古典乐，而是一种带着鼓点节奏的、低沉而有侵略性的电子音乐，低沉的贝斯声震得地板都在微微发颤。

我的后背陷进了沙发柔软的真皮座垫里，凉凉的触感透过连衣裙的薄薄布料传过来，让我打了个寒噤。头顶的水晶吊灯光芒刺眼，我本能地抬手挡住眼睛，透过指缝看到四五张男人的脸围着我站成一个半圆形，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围观一场猎奇的表演。杰克俯下身来凑到我耳边，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廓，用他惯常的那种温和得几乎可以称为柔情蜜意的语气，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浑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冻成了冰碴子。他说：“亲爱的，今天是特别的派对，你要听话。”然后他从沙发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条黑色的皮项圈，连着一条银色的金属链子，项圈的扣环在吊灯的照耀下反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

我瞪大了眼睛扭头想逃，可两条胳膊被两边的人牢牢按在沙发扶手上动弹不得。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头从杰克手里接过皮项圈，动作熟练地将项圈系在我的脖子上，冰凉的皮革贴上喉咙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细微的呜咽，那声音微弱得像一只被捏在手心里的小动物的哀鸣。项圈不太紧，刚好贴住皮肤不松开，可皮革的边缘在每一次吞咽口水的时候都会轻轻刮过我的喉结，提醒着我此刻的处境——我不是人，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我不再是人了，我是一件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是一条被戴上项圈的母狗。眼镜老头系好项圈之后后退半步，左右端详了一番，用赞叹的口吻对杰克说，这条项圈配上她的黑头发非常漂亮，简直像一件艺术品。杰克站在沙发的另一头低头看着我，双手插在裤袋里姿态闲适，嘴角挂着一如既往的温和微笑，那个微笑和他第一次在比弗利山庄对我说愿意和我达成协议的时候一模一样——彬彬有礼，从容不迫，像是在下一盘稳操胜券的棋。

然后他轻轻拽了一下手中的银色链子，项圈随之收紧，皮革的边缘更深地嵌进了我咽喉两侧柔软的凹陷处。他没有用力拉扯，只是那么轻轻一带，那力道刚好能让我感受到他的意志压在我的喉咙上，却又不至于让我真的窒息。他用一种温柔得近乎残忍的口吻轻声说：“跪下，亲爱的。”他的英语说得很慢很清晰，确保我能听懂每一个单词。我跪在沙发和茶几之间的那张昂贵的波斯地毯上，膝盖隔着裙子的薄薄布料压在柔软的羊毛织面上，可那一刻我却觉得地毯像针毡一样硬。我仰起头来看着他，眼眶里蓄满了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屈辱而涌上来的泪水，嘴唇抖动着想说什么——也许是求饶，也许是咒骂，也许是质问——可最终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只有一声几不可闻的、气若游丝的叹息。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断断续续，像一盘被恶意剪辑过的录像带，在我的记忆里跳跃式地播放着。杰克的生日礼物，他后来笑着向朋友们这样介绍我——我的东方宠物。那根银色链子依次传递到每个男人的手中，每换一次手，项圈就会轻轻勒一下我的喉咙，提醒我此刻的牵引者是谁。我像一条真正的狗一样被牵着在客厅的波斯地毯上爬了一圈，四肢着地，膝盖和手肘的骨头硌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细碎的闷响，黑色的连衣裙裙摆拖在身后像一条颓败的旗帜。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脸，只看到一双又一双精心擦拭过的男士皮鞋在我眼前交替出现，有黑色的牛津鞋，有棕色的乐福鞋，有带流苏的布洛克鞋，每一双都擦得锃亮，皮鞋的主人们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我甚至能闻到他们裤管上残留的高级古龙水和雪茄烟草混合的气味。有人夸赞我的身材很好，尤其是趴着的时候那条腰线非常迷人；有人用鞋尖轻轻踢了踢我的小腿肚，像在试一头牲畜的反应；还有人蹲下来捏着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扳起来正对着灯光，左右端详着说她的东方女人果然很漂亮，脸蛋很小，皮肤很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在我脸颊上蹭了两下，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可指腹上的皮肤粗糙干燥，蹭过我的颧骨时像是被砂纸刮过一样，火辣辣地疼。

音乐声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急促，鼓点一下一下地砸在我的太阳穴上，和心跳的节奏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外面的声音，哪个是身体内部的声音。有人把灯调暗了，整个客厅暗下来之后只剩下角落里那盏落地灯投下的朦胧光晕，把那些男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映在对面的墙壁上来回晃动，像是在上演一出超现实主义的皮影戏。接下来是更私密的事情，我不愿过多回忆却又无法从脑海中彻底抹去。他们一个一个地轮番享用我，我的身体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蜷缩又展开，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捏的橡皮泥，被塑造成各种屈辱而难堪的形状。有那么一刻，我侧着脸贴在大理石地面上，脸颊上凉丝丝的触感让我短暂地恢复了神志，我睁眼看着几步之外的茶几下面掉着的一块没来得及捡起来的餐巾布，那上面绣着一朵淡蓝色的小雏菊，干干净净的，和小涛今天下午放学时手里拿的那幅水彩画上的花朵颜色一模一样。我的眼泪终于无声地淌了下来。

可最让我自己感到恐惧的，不是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而是我的身体在他们动手的时候做出的反应。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老头把手指伸进我嘴里的时候，我的舌头竟然自动地缠了上去。杰克的生意伙伴从背后进入我的时候，我的腰竟然不由自主地塌了下去，摆出了一个更方便他长驱直入的弧度，膝盖在大理石地板上向两边滑开几寸，像是被某种沉睡在身体深处的本能支配着做出了我理智上绝不愿意做出的臣服姿态。当那条链子在杰克手中轻轻一拽、项圈勒住我的咽喉、呼吸变得困难的那一刻，我的身体深处竟然泛起了一阵湿润的、不受控制的潮热，那阵热流从小腹深处蔓延开来，顺着血管一路涌向四肢百骸，最终化为一股又酸又麻又痒又胀的强烈快感，将我整个人吞没。那是被征服的刺激，是羞辱带来的快感，是完全丧失自我之后某种黑暗而原始的、我从来不愿意承认它存在的本能。杰克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俯下身来贴着我的耳垂轻声说，你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这句英语他说得很慢很慢，确保我把每个单词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没有反驳，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比他们在我身上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让我感到羞耻。我在被当作玩物的时候竟然感到了快感，我恨他们，可我更恨此刻这个在屈辱中仍然会不由自主地迎合、甚至在某个瞬间暗暗期待链条被拽得更紧一些的自己。

不知道过了多久，派对终于结束了。最后一个男人提起裤子的时候，我依旧赤身裸体地蜷缩在那张昂贵的波斯地毯上，头发散乱地贴在脸颊上，脖子上的黑色皮项圈还没有被取下来，银色的链子拖在地毯上，像一条冰冷的、已经断了气的金属蛇。我的身体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红痕和指印，嘴唇因为长时间的摩擦而微微肿胀，嘴角还残留着些许黏稠的精液。可奇怪的是，在某个短暂的瞬间——在被完全征服、彻底物化、一丝尊严都不剩的那个瞬间——我的大脑反而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空白的平静。我什么都不愿意去想，不愿想起那个煤灰小镇上的青春和不甘，不愿想起温州婚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新娘，不愿想起杭州旧房子里那双抱着我腿哭求的声音，更不愿想起楼上那个亮着夜灯的小房间里，我六岁的儿子正抱着毛绒小熊等着妈妈上楼来给他晚安吻。

我闭着眼睛把头埋进沙发垫子里，闻着真皮皮革和我的眼泪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心里对自己说，林美芸，这就是你选择的路。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房子、钻石、跑车、绿卡，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自己。这是公平的交易，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二楼的楼梯拐角处，一个穿着睡衣的小男孩正躲在栏杆后面，透过楼梯缝隙惊恐地张望着楼下的一切。他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小嘴无声地张开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只毛绒小熊——那只熊的肚子上，绣着一朵淡蓝色的雏菊。

# 第八章

我是在凌晨三点左右才从客厅地板上爬起来的。

那些男人已经走了，杰克早就回了主卧，整栋别墅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只剩下中央空调送风口发出的细微嗡鸣声，和窗外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犬吠。我光着身子坐在波斯地毯上，地毯的羊毛被汗水浸湿了一片，凉丝丝地贴在我的大腿上。脖子上的皮项圈还没有被取下来，皮革边缘在每一次吞咽时都刮擦着喉结周围的皮肤，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我伸手摸索着颈后的搭扣，手指因为长时间用力而微微发抖，试了好几次才把项圈解开。项圈啪嗒一声掉在地毯上，那条银色的链子盘在脚边，在落地灯昏黄的余晖中泛着湿润的光泽。我低头看着它，看了很久，然后弯下腰干呕了两声，却什么都吐不出来——胃里早就空了，只剩下酸涩的胆汁在喉咙口翻涌。

我扶着沙发站起来，膝盖和手肘的骨头上泛着青紫色的淤痕，大腿内侧有不属于我的液体正在沿着皮肤往下淌，冰凉黏腻的触感让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捡起扔在地板上的那条黑色连衣裙胡乱套在身上，布料擦过胸前被反复揉捏过的皮肤时辣辣地疼，像是被砂纸刮过一样。我赤着脚走向楼梯，大理石地面冰凉刺骨，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刃上，脚底传来的痛感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痛感连成一片，形成了一种持续而均匀的钝痛，笼罩着我的整个身体，让我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调动全部的意志力。

上楼之后我先去了主卧。杰克仰面躺在床上睡得很沉，鼾声均匀而有节奏，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件浅蓝色的牛津纺衬衫被他随手搭在床尾凳上，袖口还沾着红酒渍。我站在门口看了他几秒钟，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我想走过去把床头柜上那个沉重的玻璃台灯砸在他脸上，想骑到他胸口上掐住他的脖子，想对他尖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问他把我当什么。可这些念头在脑海里翻涌了几秒钟之后，就被一股更强大的、更冷静的力量压了下去。我能怎么办？跟他决裂？然后呢？我带着小涛搬出去，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工作，在美国的街头流浪？或者更糟——被移民局发现我以假结婚为目的骗取绿卡，遣返回国，回到杭州那间破旧的居民楼里，回到那个窝囊废身边？不。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代价变得值得。我必须继续走下去，继续扮演好这个角色，直到拿到绿卡，直到攒够钱，直到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那之前，任何冲动、任何自尊、任何廉耻，都是奢侈品。

我只是轻轻地把主卧的门带上，转身去了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

打开花洒，热水兜头浇下来，水流的温度和力度让我麻木的皮肤重新找回了感觉。我站在水流下面一动不动，任凭热水冲刷着身体上的每一寸皮肤，任凭那些不属于我的液体被水流带走，顺着地漏排进下水道。可水流只能带走皮肤表面的东西，留在里面的东西——那些更深的痕迹，那些屈辱的记忆，那些我自己身体发出的背叛的声音——是冲不走的。我挤了三次沐浴露，用浴球反复搓洗着身体，把皮肤搓得发红发热，可那股黏腻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最后我放弃了，关掉水龙头，裹着浴巾坐在马桶盖上，把脸埋在手掌里无声地哭了一会儿。

哭完之后我从卫生间出来，习惯性地拐到走廊尽头小涛的房间门口，想看看他有没有踢被子。我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床头那盏小夜灯还亮着，柔和的黄色光线洒在那张铺着恐龙图案床单的单人床上，洒在那个小小的、蜷缩在被窝里的身影上。小涛的睡姿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总是四仰八叉地摊开手脚，把被子蹬到床底下去，可今晚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被子边缘被他攥在手心里拽到了下巴，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刺猬。他的眉毛微微皱着，嘴角向下撇，眼睫毛上还沾着没干的泪痕。我蹲下来伸手想帮他擦掉脸上的泪痕，手指刚碰到他的脸颊，他就猛地往被子里缩了一下，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梦话——我听清了那句话。他嘟囔的是英文单词“dog”，然后是中文的“妈妈”。他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说了两遍，然后翻了个身，把后背对着我，不再动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指尖离他的脸颊只有不到一厘米的距离，却怎么都不敢再往前伸了。他刚才醒着。他一定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我被链子牵着从客厅一头爬到另一头，看到我被那些男人围在中间，看到他妈妈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毯上被一群陌生的白人老头玩弄。我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喉咙里涌上一股又酸又苦的液体，灼烧着我的食道。我想叫醒他，想抱住他跟他道歉，想告诉他那都是假的，都是妈妈做的一场噩梦，可我的嘴唇动了几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能说什么呢？我能用什么话来解释他亲眼看到的那一切？对不起小涛，妈妈刚才在楼下被几个男人当狗玩，但那不是妈妈的错，妈妈是为了我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话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我收回手，悄悄地退出了房间，靠在走廊的墙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的光芒透过楼梯井传上来，在我的脸上投下破碎的光影。我的眼眶干干的，一滴眼泪都没有，刚才在卫生间里已经哭干了。我就那么靠在墙上站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敢回忆，只是机械地呼吸着，吸进去的是中央空调送出来的经过过滤的凉风，呼出去的是我身体里残存的最后一点温度。走廊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一下一下的，疲惫而固执地证明着我还活着。

那一夜我没有回主卧，也没有去任何一个房间，就在走廊的靠墙坐了一整夜，直到窗外灰蒙蒙的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把走廊染成一片惨淡的蓝色。我听见楼下厨房里传来咖啡机运转的声音，听见车库门轰隆隆打开的声音——杰克出门了，去公司开会，这是他昨晚在派对上就提到过的行程。这意味着至少在下午之前，整栋别墅里只有我和还在睡觉的小涛。我走下楼去，收拾了客厅里散落的一切——空红酒瓶、沾着污渍的餐巾、打翻的蜡烛、掉在地上的皮项圈和银链子。我把每一样东西都归位，用吸尘器吸了地毯，用湿毛巾擦了大理石地面，喷了整整半瓶空气清新剂，直到整个客厅闻起来和任何一个体面的美国家庭一样干净明亮。可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是清洁剂和吸尘器永远都清不掉的。那条皮项圈被我塞进了杂物间最深处的抽屉里，压在几块旧抹布下面，可我塞完之后又转身看了那个抽屉好几眼，总觉得它随时会自己弹开，那条银色的链子会像蛇一样从抽屉缝里滑出来，沿着走廊一路爬到客厅里，重新缠上我的脖子。

接下来的两天，我刻意躲避着小涛的目光。我每天早上照样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下午接他放学，晚上帮他检查作业，亲吻他的额头说晚安。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一切又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他还是会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会在我叫他的时候走过来，可他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亮晶晶地看着我了。他的眼神变得躲闪，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动物，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随时准备缩回自己的壳里去。有一次他在客厅茶几下面捡到了一颗陌生的袖扣，是那种银质的、刻着字母的男士袖扣，他把那颗袖扣放在桌面上，没有问我这是谁的，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默默地走开了。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事情，可他的沉默比任何质问都让我难以承受。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那张两米宽的欧式大床上，身边是鼾声均匀的杰克，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早已熄灭，只剩下床头柜上那盏小台灯发出昏黄的光。我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一片黑暗，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着那晚的画面——不是那些男人的脸，不是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而是小涛在楼梯拐角处那双瞪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装着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会趴在客厅的地毯上被一群陌生男人围着，他不理解那个他叫“安德森叔叔”的男人为什么要用链子牵着妈妈的脖子，他不理解这个看起来又大又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作为他的母亲，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就是在这样的愧疚和羞耻之中，我的身体却背叛了我。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里——不是以噩梦的形式，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更加让我不安的形式。我被链子牵着爬行时皮革摩擦皮肤的感觉，那些陌生男人的手指在我身上留下的触感，甚至当杰克的生意伙伴从背后进入我时带来的那股撕裂般的胀痛感，都像是被刻录机烧进了我的神经网络里，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自动回放。有时候是凌晨三四点我独自醒来，发现自己的大腿内侧已经湿了一片，心跳又快又重，像是刚刚从一个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的梦里醒过来。我咬着被角把脸埋在枕头里，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撞晕过去——可身体不会说谎，它在那些屈辱的时刻里真实地感受到了某种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的刺激和兴奋。这个发现比任何事情都更让我崩溃，因为它意味着我不仅在身体上被征服了，连我内心深处某个黑暗的角落也被激活了，而那恰恰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自己。

我试着在白天说服自己：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人类生理的正常反应，任何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境下身体都可能产生不受控制的反应。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罗列着我必须留下来的理由——绿卡还没有拿到，小涛刚来美国不到半年转学太折腾，我的账户里攒下来的钱还不够独立生活两年，我没有美国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这些理由每一条都是事实，每一条都站得住脚，每一条都足够说服任何一个理性的旁观者。可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些理由堆在一起，也遮不住底下那个我自己都不敢直视的真相——也许，只是也许，我已经被这种生活改变了。我习惯了这套别墅里的中央空调和恒温泳池，习惯了衣帽间里挂满的名牌时装和梳妆台上摆满的贵价护肤品，习惯了每次派对结束后杰克往我账户里转的那笔数目可观的钱。这些习惯了的东西像无数条看不见的丝线，一根一根地缠绕住我的手脚，让我在每一次想要逃离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又被温柔而牢固地拽回原地。

我开始学会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把一切分门别类，装进不同的抽屉里。第一个抽屉里装的是我对小涛的爱和愧疚，它被锁在最里面，只在每天晚上坐在他床边看着他熟睡的脸时才会打开一两分钟，然后又被我迅速关上。第二个抽屉里装的是我对杰克和他那些朋友们的厌恶和恐惧，它被我贴上了“工作”的标签——对，这只是一份工作，一份报酬丰厚但工作内容不堪入目的职业，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付出劳务换取报酬，仅此而已。第三个抽屉里装的是我身体的反应，这个抽屉我从来不敢打开，甚至不敢承认它的存在，可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正是这个抽屉里的东西，在深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撬开前两个抽屉的锁，把那些被强行分开存储的情绪搅和在一起，让我在天亮之前经历无数次无声的内耗和自我撕裂。

这种分类法在白天是管用的。我可以用一个干净利落的微笑跟杰克说早安，可以用轻柔平稳的语气给小涛讲睡前故事，可以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挑选有机蔬菜的时候和隔壁的邻居太太聊上几句天气和园艺。可到了夜里，当所有的抽屉都在黑暗中自动弹开、那些被我强行分隔的情绪像洪水一样涌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白天的平静不过是一座建在流沙上的纸房子，一推就倒。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咬紧牙关，等着天亮，等着太阳重新把那些抽屉关上，等着白天的那个林美芸重新接管这具疲惫而矛盾的身体。

日子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杰克又办了一次派对，规模比上次小一些，只来了三个人，也没有玩上次那种出格的游戏——也许是因为那天小涛在家，也许只是因为杰克那阵子心情好。那晚之后他送了我一条梵克雅宝的项链，帮我戴上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上次生日派对他非常满意，他的朋友们也非常满意。我笑了笑说谢谢亲爱的，把项链盒接过来放进首饰柜里，转过身去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首饰柜里已经攒了不少东西——钻石耳钉、卡地亚腕表、爱马仕丝巾、宝格丽手镯，每一样都是真的，每一样都价值不菲。我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我为自己攒的赎身钱，等攒够了，我就带着小涛远走高飞，去一个杰克和这些恶心派对都找不到的地方。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天是周六下午，杰克出门打高尔夫了，小涛在楼上房间里拼乐高，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着一本英文杂志，享受着难得的安静时光。门铃忽然响了，我以为是快递，放下杂志走到门口拉开了大门。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子，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身高超过一米八五，肩膀很宽，穿一件深灰色的连帽卫衣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破洞牛仔裤，脚上踩着一双旧帆布鞋。他有一头深棕色的卷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的颜色和杰克几乎一模一样，可眼神却完全不同——杰克的眼神是慵懒而审视的，像一只趴在树荫下打盹的狮子，慵懒的表象下藏着随时准备出击的警觉；而眼前这个年轻人，他的眼神锐利而冰冷，带着某种不加掩饰的敌意和嘲讽，嘴角挂着的那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看起来就像一只在狩猎前打量着猎物的孤狼。他靠在门框上上下打量了我几秒钟，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开口了：“所以你就是我爸养的那个中国婊子？”

我的英语在那一瞬间变得异常敏锐，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刀子准确地扎进我的耳膜。我爸。中国婊子。我攥紧了门把手，指尖因为用力而变得惨白，可我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变，依然挂着一个礼貌而疏离的社交微笑。我说：“请问你是哪位？”他嗤笑了一声，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肩膀微微一耸，用一种懒洋洋的声调说：“布拉德·安德森，杰克的儿子。你应该听说过我——或者我爸从来没跟你提过他还有个儿子？”我确实听说过他，杰克偶尔会提起这个儿子，语气总是带着一种疲惫而无奈的不满，说他在东海岸上大学不好好读书，整天和一帮朋友搞什么乐队，花钱如流水，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要钱。可我从没见过他的照片，也没想过他会突然出现在圣马力诺的别墅门口，用那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灰色眼睛冷冷地盯着我。

我松开握着门把手的手指，侧身让出一条路来，尽量保持着平静的语气说：“请进，你父亲去打高尔夫了，大概下午四五点回来。”布拉德慢悠悠地从我身边经过，走进客厅之后也不坐，就站在水晶吊灯下面环顾四周，目光从沙发扫到茶几，从茶几扫到楼梯，最后停在了客厅通往走廊的那道拱门上。他看了很久，久到我开始感觉不安。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歪着头，嘴角的那抹笑意变得更深了，可眼睛里的冷意也更浓了。他说，他听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情。他爸跟他讲过，上个月那个生日派对的事情他一个朋友也去了，他那个朋友回去之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整个过程，包括那条黑色皮项圈和银色链子的细节，包括我在那些男人中间的反应。他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轻松，可每一句话都像是被精心打磨过的冰锥，一下一下地扎进我胸腔最柔软的地方。

我的脸色一定变了，因为布拉德看到我的反应之后发出了一声轻轻的笑声，然后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用一种近乎于审讯的姿态看着我说：“放轻松，我对你的私生活没兴趣。你和我爸之间的事，还有你和他那些恶心朋友之间的事，我一点都不想管。不过我听说你有个孩子也住在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听到他提到小涛，我的后背瞬间绷直了，全身的血液像是在同一秒内全部涌上了头顶，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退回了脚底，留下一个冰冷而空洞的躯壳站在客厅中央。我的声音终于失去了之前那份勉力维持的平稳，变得尖锐而急促：“你想干什么？”布拉德耸了耸肩，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我，高大的身躯在客厅的光线下投下一大片阴影，将我整个人笼罩在其中。他走到我面前不到一臂的距离停下来，低头看着比他矮了整整一个头的我，灰色的眼珠里倒映着我苍白的脸。他说：“我爸虽然是个混蛋，但他至少是个成年人。他和你之间的事情属于成年人的恶趣味，我管不着。但把一个六岁的孩子养在这种地方——”他抬起手指了指楼梯的方向，“你不觉得需要有人管管吗？”

我的膝盖发软，扶着沙发扶手才勉强站稳。他要举报我。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告诉他们在圣马力诺某栋白色别墅里住着一个被当作性玩具的中国女人和她六岁的儿子，告诉他们在派对之夜那张波斯地毯上发生的一切被一个孩子透过楼梯栏杆看了个清清楚楚——只需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把小涛从我身边带走。CPS的效率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这种富人区，任何一个来自邻居或亲属的举报都会引发一场地毯式的调查。他们会审问我，审问杰克，审问每一个参加过派对的男人，甚至可能会审问小涛。他们会发现我的身份——没有合法工作签证，以假意向骗取绿卡的情妇——然后他们会剥夺我的监护权，把小涛送进寄养家庭，而我则会被戴上移民欺诈的罪名遣返回国。

我抓住了布拉德的袖子，那只手因为恐惧而剧烈地颤抖着，指甲几乎要掐进他卫衣的布料里。我仰起头看着他，用我所能发出的最卑微最恳切的声音说：“求求你，不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怎么恨我都可以，骂我婊子也好，赶我走也好，把我送进监狱也好——但是请不要动我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无辜的。”我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完全碎掉了，变成了气若游丝的哽咽。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眶里涌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布拉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我从来没有在杰克面前这样哭过——在他面前我的眼泪是经过计算的，每一滴都恰到好处，用来换取愧疚、礼物或者温柔的承诺。可此刻在布拉德面前，我的眼泪是真的，不受控制的，从一个母亲心底最深的恐惧里汩汩冒出来的，滚烫而浑浊。

布拉德低头看着我抓着他衣袖的那只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另一只手，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从他袖子上掰开。他没有用力，动作甚至称得上轻柔，可他的眼神依旧是冰冷的，没有丝毫被打动的痕迹。他把我的手放回我身侧，退后一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划了几下，把屏幕转向我。屏幕上显示的是一张照片——模糊的，从楼梯缝隙中拍摄的，画面里一个女人趴在地毯上，脖子上系着黑色的项圈，周围站着几个男人的腿。虽然照片模糊不清，但女人的黑色头发和那件黑色连衣裙足以辨认出拍摄对象是谁。我的瞳孔在那一瞬间骤然收缩，像是被闪光灯直接打在了视网膜上。

布拉德把手机收回口袋，看着我脸上彻底崩溃的表情，缓缓说道：“这是我朋友在派对上拍的。他说他只是想拍个好玩的东西，但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好玩。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顿了顿，那双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冰冷之外的某种情绪——也许是厌恶，也许是怜悯，也许两者都有。“因为我小时候，也在这栋别墅的客厅里，看到过不该看的东西。不同的女人，不同的派对，同样的链子。所以我再问你一遍——你真的觉得你的孩子适合住在这里吗？”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那只复古挂钟的秒针在一格一格地走动，咔嗒，咔嗒，咔嗒，像一枚定时炸弹在倒计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所有可以给出的答案——我在攒钱，我在等绿卡，我没有别的选择，等他长大以后就会明白——在布拉德那句“我小时候也在这栋别墅的客厅里看到过不该看的东西”面前，全部碎成了粉末。我忽然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这个看起来冷酷而敌意的年轻男人，他并不只是在审判我。他是在审判他的父亲，审判这栋白色别墅，审判一个以物化女性为娱乐的圈子——而我和小涛，不过是这个圈子最新的猎物和旁观者。他来找我，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他在我这里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而他不想让另一个孩子再经历一遍他经历过的事情。

我颓然地坐倒在沙发扶手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布拉德站在我面前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走了。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确实向门口移动了，可到了门口又停了下来。他没有回头，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不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要么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去，要么你自己带着孩子离开这栋房子。一个月之后如果你还在这里，我会打那个电话。”他拉开大门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合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波斯地毯上，可那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却像是一声惊雷。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窗外加州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出一大片金色的光斑，可我感觉不到任何温度。客厅里还残留着早上清洁时用的柠檬味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茶几上的花瓶里插着昨天从后院剪下来的几枝白色玫瑰，每一片花瓣都洁白无瑕，在这个精致而明亮的空间里，一切都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体面、那么无可挑剔。而此刻坐在这完美体面之中的我，却感觉自己正被一层一层地剥开，外面那些精心维护的壳——优雅的妆容、得体的举止、从容的微笑——在这短短半个钟头里全部碎裂了，露出里面那个最不堪的自己：一个用身体换取金钱的情妇，一个带着儿子寄人篱下的母亲，一个在屈辱中学会了享受屈辱的女人，一个被所有人——杰克、他的朋友们、金先生、甚至杰克二十出头的儿子——当作可以随意摆弄和威胁的玩物。

可即使在这样万念俱灰的时刻，我心底深处那个从来不肯安静下来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那个声音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在一片废墟般的情绪中低低地说：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你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把小涛送到蒙特利公园市那家华人寄宿幼儿园去，先把他从这个地方转移走，让布拉德找不到举报的理由。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加快办绿卡的进程，在杰克那里多拿些现金，把那些珠宝首饰全部变卖，攒够一笔足够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的启动资金。一个月之后，哪怕布拉德真的打了那个电话，只要小涛已经不在这栋房子里，CPS就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你自己，也可以在那个时候选择离开杰克，带着小涛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城市，重新开始。

这个计划在脑海里迅速成型，每一个步骤都清晰而具体，像是有人在废墟中快速搭建起了一座新的建筑。我擦掉脸上的眼泪，走到洗手间里用冷水洗了把脸，抬起头来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红肿、面色苍白的女人。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对她说了四个字。

“还有一个办法。”

镜子里那双红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寒冷的光。那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眼神，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该有的眼神。那是猎人看到猎物的破绽时才会露出的眼神——冷静、专注、锐利，不带任何情感，却充满了致命的计算。布拉德给我设了一个期限，但他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他知道他父亲的秘密，他厌恶他父亲的生活方式，他对这栋别墅里发生的一切深恶痛绝——这意味着他不是杰克的盟友，正好相反，他是这个家庭内部最不稳定的一环。而在一场权力的游戏里，最不稳定的一环，往往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人。

我拿起洗手台上的口红，拧开盖子，对着镜子仔细地、缓慢地涂上去。正红色的膏体覆盖住刚才被咬得苍白的嘴唇，一笔一笔地描出精致的轮廓，像是在为下一场战斗涂上盔甲的颜色。涂完之后我抿了一下嘴唇，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那个笑容是熟悉的——我在杭州旧房子里最后一次回头看那个跪在地上的窝囊废时，脸上挂着的就是这个笑容。我在洛杉矶酒店的套房里俯身给金先生解开裤腰带时，抬起头来给他看的，也是这个笑容。现在，在圣马力诺这栋白色别墅的卫生间里，这抹笑容又一次出现了。它意味着林美芸不会崩溃，不会认输，不会被人逼到墙角乖乖等死。她会在敌人的刀尖上跳舞，在最狭窄的缝隙里找到翻盘的机会，然后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绝地反击。

布拉德第二次来别墅，是在那个周六之后第三天的傍晚。

杰克那天去了旧金山出差，要三天后才能回来。我把小涛提前送到了蒙特利公园市那家华人寄宿幼儿园——我对杰克说的是想让孩子多跟华人小朋友接触，学中文，他听了只是嗯了一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对他来说小涛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不妨碍他的派对和消遣就行。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办得很顺利，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台湾女人，热情而干练，带我参观了教室和宿舍之后连连夸赞小涛乖巧懂事。小涛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地板，对我的安排没有任何抗议——他现在对我的任何安排都不抗议了，这件事本身比他的哭闹更让我揪心。可我没有别的选择，至少在布拉德给出的一个月期限里，我必须确保小涛不在这个房子里。

傍晚六点刚过，门铃响了。我透过猫眼看到布拉德站在门口，依然穿着那件深灰色的连帽卫衣，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棱角分明的下颌和紧抿的嘴唇。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犹豫了几秒钟之后还是打开了门。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嘴角慢慢弯起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用一种漫不经心却又隐约带着某种意图的语气说：“我来拿几件放在我爸这里的东西。”这个理由拙劣得几乎可笑——他大可以白天来，可以提前打电话，可以挑任何一个杰克在家的时候来，可偏偏选了他父亲出差、我一个人在家的傍晚。我们都在装傻，都假装不知道对方在装傻，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我后背泛起一层细密的冷汗。

我侧身让他进来了。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卫衣的布料擦过我的手臂，带起一阵淡淡的烟草味和某种廉价洗衣液的香气——他和他父亲用的显然是不同档次的洗衣液，这个微小的细节莫名地让我觉得他和他父亲所代表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远比他灰色的眼睛里那些冰冷的敌意更加不可逾越。他没有直接去客房或者储藏室拿所谓的“东西”，而是径直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翘起二郎腿，环顾四周的目光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熟稔，像是在打量一个他很久没回来但依然属于他的领地。我站在客厅门口没有跟进去，和他之间隔着大约三米的距离，这三米像一条无形的护城河，让我勉强维持着一丝安全感。

他偏过头来看着我，灰色的眼睛在落日余晖中显得颜色更浅了，那种浅淡的灰色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也更危险。他拍了拍身边的沙发坐垫，用一种懒洋洋的、几乎是闲聊般的口吻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坐过来，我想跟你谈谈。”他的用词是“谈”，可他的语气、姿态和眼神没有一样像是在邀请一场平等的对谈——更像是一个主人在召唤他的宠物。我的喉咙发紧，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裙摆，但我的脚还是迈开了步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沙发，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我刻意和他保持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臀部的边缘只占了坐垫不到三分之一的位置，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压在脚跟上，随时准备站起来逃离。

布拉德侧过身来，一只手搭在沙发靠背上，另一只手随意地放在膝盖上，那个姿势巧妙地将我半包围在他的臂弯范围之内，却又没有真正触碰到我的身体。他开口了，语气比上次柔和了一些，甚至带上了一丝不伦不类的闲聊意味。他说他查了我的背景——不是通过他父亲，是通过他自己的渠道。他知道我原来在杭州做什么工作，知道我前夫是什么人，知道金先生是怎么把我弄到美国来的，也知道他父亲和金先生之间的那笔交易。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我的反应，灰色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脸，像一只猫在用爪子拨弄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不急着下嘴，享受的是猎物在爪下瑟瑟发抖的过程。

我的脸在他平淡的叙述中一寸一寸地失去了血色。原来我那些自以为隐秘的底细，在他面前根本毫无遮挡。他把我剥得干干净净，不是用刀子，是用语言，一个字一个字地削掉我苦心经营的那层体面的外壳。说完之后他停下来，静静地看着我，像是在等我说点什么。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干涩嘶哑，像是砂纸在木板上摩擦：“你既然什么都知道，那你想要什么？钱？我没有多少钱。珠宝？我可以给你。只要你放过我和我儿子。”他笑了，是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短促的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近乎残忍的嘲讽。他说他不要钱，也不要珠宝。他爸的钱已经够多了，多到让他恶心。他想要的东西比那些都有趣得多。

他向我靠近了几寸，原本搭在沙发靠背上的那只手落了下来，落在我身后的沙发垫上，和我的后背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不只有烟草和洗衣液，还有汗味和某种更原始的、属于年轻男性的荷尔蒙气息，那气息浓烈而直接，和他父亲身上那种被古龙水精心掩盖过的衰老体味截然不同。他的脸离我越来越近，近到我能看清他灰色虹膜里细密的纹理，近到他的鼻息扑在我的脸颊上又热又痒。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只说给我一个人听的秘密：“我父亲玩过的东西，我也想试试。我只是好奇——能让他那群老不死的朋友们赞不绝口的中国女人，到底是什么滋味。”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拉响了最尖锐的警报，可我的身体没有动。不是因为我不想逃，是因为我太清楚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会打那个电话，CPS会介入调查，小涛会被带走，我的绿卡申请会被冻结，我在美国花费了无数代价搭建起来的一切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崩塌。而这一切坍塌的速度，只会比我今晚冲出这扇门的速度更快。我的手紧紧攥着沙发垫子的边缘，指甲陷进柔软的织物里，指尖因为用力而变得惨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虚弱、颤抖，却带着一个母亲在绝境中能挤出的最后一点勇气：“如果我不愿意呢？”

布拉德把脸退回去了一点，歪着头看着我，表情里混合着意外和玩味。他说他可以现在就走，但走之前他会当着我的面打那个电话。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来的光映在他的下颌上，让他那张原本算得上英俊的脸看起来像一具石刻的雕塑，冷硬而没有温度。他的拇指在屏幕上滑动了几下，停在了一个联系人名字上——那个名字我看不太清楚，但我看到了一个缩写，CPS三个字母排列在屏幕顶端，像一个判决书上的印章。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一只手不受控制地伸出去抓住了他拿手机的那只手腕，我的手冰冷而汗湿，指尖因为剧烈的恐惧而发着抖，触碰到他温热的皮肤时像是冰碰到了火。他低头看着我抓在他手腕上的那只手，嘴角的笑意又深了几分，然后把手机屏幕按灭，随手放在了茶几上。他站起来，低头看着仍然坐在沙发上仰望着他的我，那张比他父亲年轻了二十多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胜利者的从容。他伸出手来，和杰克那天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对我伸出手时做过的动作一模一样——掌心向上，手指微曲，一个邀请的姿态。可杰克那次是谈判，是交易，是两厢情愿的筹码置换。而布拉德这次，是要挟。他没有给我第二个选项。

我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久到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手指微微勾了一下。然后我慢慢地、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把自己的右手放了上去。那只手干燥、有力、骨节分明，握住我的手掌时像是鹰爪扣住了猎物，五根手指收紧的力度不大不小，精准地控制在一个既让我无法挣脱、又不至于在我手腕上留下淤痕的力道。他拉着我站起来，转身走向楼梯，脚步平稳而笃定，好像他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而我只是他牵着的一件行李。我跟在他身后上楼，每一步都踩在他的脚印上，他的帆布鞋在楼梯地毯上留下一串浅浅的凹痕，我的赤脚无声地覆盖上去，像是在重复一条已经被他事先铺设好的轨道。

到了走廊尽头的客房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欲望，或者说欲望不是主要的内容——更多的是好奇和审视，像是一个猎人终于把猎物逼到了死角，不急着开枪，要先仔细看看猎物临死前的表情。他推开房门，侧身让我先进去，然后反手把门关上。门锁咔嗒合上的那个声音像一把钝剪刀，干脆利落地剪断了我最后一丝逃走的幻想。这间客房我每周打扫两次，床单是浅灰色的，窗帘是淡蓝色的百叶窗，窗台上放着一盆我亲手养的绿萝，长势很好，藤蔓顺着花盆边缘垂下来一尺多长，绿油油的叶子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鲜活。这本该是个温馨干净的房间，可此刻在我眼里，它和刑场没有什么区别。

他没有急着动手。他靠在门板上，双手抱在胸前，用下巴朝床的方向点了一下，说了两个字：“坐过去。”我走过去，在床沿边坐下来，膝盖并拢，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姿势僵硬端庄得像一个等待面试的新人。这个姿势显然取悦了他，他发出一声低低的笑，然后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他的身高在坐下来之后显得更加悬殊了，我平视的时候目光刚好对着他的腰带扣，那个金属扣上刻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乐队标志，磨损得很厉害，露出了下面暗沉的铜色。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抬起来正对着他，拇指指腹按在我的颧骨上，力道不轻不重，像是在掂量一件瓷器。他审视了我片刻之后，说了一句让我胃里翻江倒海的话：“你确实很漂亮。我父亲看女人的眼光，永远比看生意的眼光要好。”

然后他松开了手，往后退了一步，开始不紧不慢地解开裤腰带的金属扣。那个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刺耳，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和布料摩擦的窸窣声交替着响起，每一声都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耳膜。我把目光移向窗台上的那盆绿萝，盯着那片最大最绿的叶子，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为了小涛，为了小涛，为了小涛。这三个字变成了一个咒语，我在脑海里反复默念，用它来隔绝身体正在发生的一切——布拉德的裤子落到地毯上的闷响，他走近时赤脚踩在木地板上的轻微吱呀声，他俯下身来一只手撑在我耳边的床垫上、另一只手开始解我衬衫纽扣时温热的呼吸喷在我锁骨上的触感。

他把我的衬衫从肩膀上褪下去的时候，手指滑过我的肩胛骨，指甲在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他的手指比他父亲的粗粝一些，指甲剪得很短，边缘不太整齐，指腹上有几个硬硬的茧子——不像他父亲和那群生意人的手保养得那么光滑，这些茧子说明他弹吉他或者做别的什么用手的活儿，带着一种年轻而粗粝的生命力。我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翻转过来的贝壳，硬壳被人撬开，柔软的肉暴露在空气中，任由陌生的手指翻搅。他把我推倒在床上，后背陷入床垫柔软的记忆海绵里，天花板上那盏没有打开的吊灯在我视线里变成一个模糊的圆形暗影。他压上来的时候很重，不是他父亲那种刻意控制着力道的、游刃有余的重，而是一种更年轻也更具攻击性的重量，带着肌肉的硬度，膝盖粗暴地顶进我双腿之间，把我的膝盖向两边撑开，那个动作没有丝毫温柔或前戏可言，像是在掰开一个他并不打算珍惜的物件。

可就是在这样毫无怜惜的对待中，我的身体又背叛了我。他的手掌粗暴地揉捏我的胸部时，我的乳头在他掌心不受控制地变硬挺立；他的牙齿咬住我耳垂的时候，一阵酥麻的电流从耳后沿着脖颈一路窜到尾椎骨，让我的腰不由自主地拱起来贴向他的腹部。他显然察觉到了我的反应，在我上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嘴唇贴着我的耳廓用一种沙哑的、带着喘息的声音说：“看来我爸的朋友们没说错——你确实是天生该被这么对待的料。”这句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让我的意识短暂地清醒了一瞬——可也仅仅是一瞬。下一刻他挺进我的身体，那一下又深又狠，没有任何缓冲和试探，直接撞到了最深处，我的指甲瞬间掐进他后背的肌肉里，喉咙里迸发出一声我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声音，那声音混合着疼痛和某种不可告人的满足，在客房的四壁之间回荡着，像一声悠长的、扭曲的叹息。

接下来的过程我不愿过多回忆，但身体的感知却不受控制地烙印在了每一寸皮肤上。他比杰克和他的朋友们都要年轻，精力旺盛得惊人，每一次撞击都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蛮横和不知疲倦，节奏又快又狠，像是在发泄某种积压已久的愤怒而非单纯的欲望。我的身体在他身下被折叠成各种屈辱的角度——从传统的男上女下，到被他翻过来跪趴在床上、脸埋进枕头里从背后进入，再到被他抱起来抵在墙壁上、双腿缠着他的腰——整个过程里他几乎一言不发，只有粗重的喘息和偶尔从喉咙深处挤出的低吼。而我也没有说话，咬着下唇把所有的声音都吞回肚子里，只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漏出几声细微的呜咽，那声音闷在枕头里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连我自己都分不清那是痛苦还是别的什么。

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意外的是，在最后一次爆发结束之后，他没有像杰克那样翻身下去自顾自地睡去，也没有像杰克的某个朋友那样拍拍我的脸颊说些下流的话。他只是从我身体里退出来，坐在床沿上沉默地喘了几口气，背对着我，肩膀宽阔而僵硬，脊柱两侧的肌肉在灯光下隆起两道清晰的线条。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牛仔裤，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客房的灯光下升腾起来，模糊了他侧脸的轮廓。他忽然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还蜷缩在床上的我，用一种我听不太明白的语气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你跟我爸在一起，真的是浪费了。”然后他站起来，把裤子套上，拉了拉卫衣的帽子盖住头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他的帆布鞋踩在楼梯上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被楼下大门合上的声音彻底切断。

我躺在那张凌乱不堪的床上，赤身裸体，头发散乱地铺在枕头上，两腿之间又湿又黏，皮肤上到处都是他留下的痕迹——锁骨上的吻痕、胸前的指印、大腿内侧被胡茬磨出的红印。可奇怪的是，我并不像上次派对之后那样想呕吐。布拉德对我做的事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和那些男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未经我真正的同意就进入我的身体，但两者之间有一个细微而致命的不同——那些男人是在享受我的屈辱，而布拉德像是在发泄他对他父亲、对这栋房子、对整个圈子的恨意，而我不过是那片被流弹击中的无辜靶子。这个认知并没有让我的屈辱感减轻多少，但它至少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跟一群纯粹以折磨弱者为乐的人做交易，而是在跟一个同样被他父亲伤害过的灵魂在黑暗中碰撞了一次——尽管这种碰撞的方式是如此扭曲和病态。

我踉跄着走进客房附属的卫生间，打开花洒把水温调到最高，站在滚烫的水流下面足足冲了二十分钟。皮肤被热水烫得发红发热，可我丝毫没有调低温度的意思，好像只有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才能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从身体里煮出来。热水的蒸汽弥漫在整个浴室里，模糊了镜子和玻璃门的表面，将我包裹在一片白色的混沌之中。我闭上眼睛，手掌撑着冰凉的瓷砖墙壁，额头顶在手背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不过又多了一个男人而已。反正你已经跟那么多男人睡过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你已经没有什么贞节牌坊可守，也没有什么清白可言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撑住，撑到绿卡到手，撑到攒够钱，撑到能带着小涛离开这个地方的那一天。

可另一个更冷静的声音在蒸汽中低低地响起来，不依不饶地追问：那你刚才第三次高潮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那个问题让我猛地睁开眼睛，水珠从睫毛上滚落下来，咸涩地渗进我的嘴角。我没有回答，不是答不上来，而是不敢答。因为在某个被快感吞没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确实闪过了一个念头——那不是对杰克的报复，因为杰克根本不会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那也不是为了小涛的牺牲，因为在性高潮的几秒钟里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念头纯粹是关于布拉德本人的——关于他年轻的、精壮的、汗湿的身体，关于他粗暴得近乎野蛮的占有方式，关于他和那群老男人不同、也和我遇到过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同的某种我说不清楚的特质。这个念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比派对之夜被五个男人围着时还要恐惧，因为它意味着我不仅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连心里某个我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防线也开始出现裂缝了。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出乎意料地平静。杰克从旧金山回来之后照常过他的日子——开会上班打球，偶尔办个小型的聚会，我照常扮演着温柔得体的女主人，给他和他的朋友们斟酒端菜，然后在他们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找借口上楼去。他没有怀疑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对我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我早就被他彻底驯服了。布拉德没有再来过别墅，但他在第三天的晚上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内容只有短短一行字，是一个地址和时间。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手指悬在删除键上方悬了好几秒，最终还是把手机屏幕按灭，放进了围裙口袋里。第二天下午我按照那个地址去了——那是洛杉矶市中心一间破旧的公寓，电梯坏了，走廊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猫尿的混合气味，和他的成长背景完全不符，大概是他刻意选择的一个和他父亲的世界毫无关联的空间。此后每隔三四天，布拉德就会发一条类似的短信给我，时间和地点每次都不同，但内容同样简短直白，像是在安排一系列例行公事。我们之间没有发展出任何类似感情的东西——没有甜言蜜语，没有事后温存，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只有他年轻而饥渴的身体一次次地将我按在各种廉价的床垫上，而我的身体一次次地违背我的意愿回应着他的侵犯。

我必须面对一个让我既困惑又羞耻的事实，那就是我开始习惯甚至期待他的短信了。这不是爱，也不是喜欢，和这两个词半点关系都没有。这更像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体，或者某种黑暗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反复在你身上施加痛苦和快感的混合体时，你的大脑会自行建立起一种扭曲的因果联系，把施暴者的存在当作快感的先兆，进而在潜意识中把他和某种被禁忌的满足感画上等号。我知道这不正常，也知道这很危险，可知道和改变是两码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划了一条明确的红线：无论如何，不能让布拉德破坏我逃离这个圈子的计划。他只是我通往自由之路上的一段弯路，一个意外，一个我暂时无法摆脱但终究会离开的插曲。

然而这条红线最终还是以一种我最无法接受的方式被踩碎了。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本该去寄宿幼儿园接小涛回家度周末，但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说小涛有些发烧，问我要不要提前接他回去休息。我立刻开车去了蒙特利公园市，把额头滚烫、小脸烧得通红的小涛从幼儿园接了回来。回家的路上我给他吃了退烧药，到家之后把他安顿在二楼他的小床上，用凉毛巾敷着他的额头，坐在床边守着他直到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看着他烧得发红的小脸和微微张开的嘴唇，我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柔软和愧疚——这段时间我把他扔在寄宿幼儿园，自己却沉沦在布拉德那些廉价公寓的肮脏床单上，我有什么资格坐在他床边扮演一个慈母。

傍晚七点多的时候，我以为小涛已经睡熟了，退烧药里含有安眠成分，他通常吃完之后会睡上至少四五个钟头。就在这时大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不是敲门，是直接拿钥匙开的。会这样做并且有这个钥匙的人除了杰克之外，就只有另一个人。我的心猛地坠到了胃底，快步下楼冲向门口，在楼梯拐角处和布拉德撞了个面对面。他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男人，一个剃着板寸头、脖子上纹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蝎子，另一个戴着耳钉、长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小辫子。三个人身上都带着酒气，布拉德的眼睛微微泛红，看起来至少已经喝了三四瓶啤酒。他看到我惊慌失措的表情，似乎觉得很有趣，咧嘴笑了笑说，他带朋友们来看看他爸的豪宅，顺便喝几杯。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向那两个人，然后又看向楼梯的方向，大脑飞速运转着计算所有可能的风险。小涛在楼上房间睡觉，只要不弄出太大的动静，他应该不会醒。我可以把这三个人带到客厅里，给他们开几瓶酒，然后找个借口让布拉德把那两个人带走。对，只要处理得够快够安静，就不会有问题。我尽力压下声音里的颤抖，用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小涛在楼上睡觉，他发烧了。今天真的不方便，拜托你们改天再来。”布拉德听我说完，偏了偏头，灰色的眼睛在门廊昏暗的光线下闪了一下，似乎是在判断我有没有对他说谎。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耸了耸肩，回头对那两个朋友说他们今晚可以安静一点，别吵着楼上的小孩。那两个朋友对视了一眼，脸上浮起暧昧的笑意，那个板寸头的男人用胳膊肘捅了捅布拉德，说了句低俗的玩笑话——大意是“你爸的女人你也敢碰”——布拉德没有回应，只是率先绕过我走进了客厅。

我站在那里，手还扶着楼梯扶手，看着三个年轻男人的背影消失在客厅门口，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鸽子，扑棱扑棱地撞着肋骨，疼得我几乎喘不上气来。我想冲上楼去把小涛抱起来塞进车里逃走，可楼下车门关闭的声音已经切断了我逃走的路线——那个扎辫子的男人把大门反锁了，钥匙被他随手扔在了鞋柜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那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太阳穴上，让我眼前一阵发黑。我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心里迅速地排演了一遍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以及应对方案：如果他们只是想喝酒，我就陪他们喝几杯然后尽快把人送走；如果布拉德想在我身上重复之前那些公寓里的事情而他的朋友们要在旁边观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只要不吵醒小涛就行；如果情况失控，我就尖叫，宁可让小涛被吵醒、让他看到我在求救、让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妈妈自愿的——也比让他再次透过楼梯栏杆看到我被几个男人玩弄而毫无反抗的样子要好上一万倍。

我走进客厅的时候，三个人已经各自占据了沙发和旁边的单人扶手椅。布拉德坐在他父亲平时坐的那个主位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不知道从哪个柜子里翻出来的威士忌，冰块在琥珀色的液体里叮当作响。他的两个朋友分坐在两侧，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瓶啤酒和半包薯片，看起来就像一群普通的大学生在开一个普通的周末派对——如果忽略掉那个板寸头男人盯着我走过来时眼睛里那道毫不掩饰的、黏腻的目光的话。布拉德用下巴指了指我，对他的朋友们说了一句英语，意思大概是“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中国女人”。那两个朋友同时笑了起来，板寸头吹了一声口哨，扎辫子的那个则用一种打量商品的眼光上下扫了我一遍，然后用一种缓慢而油腻的语调说，她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有味道。

我站在茶几前面，双手交握放在小腹前，姿态谦卑得像一个服务生，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问他们想喝点什么，厨房里有红酒、啤酒和威士忌。布拉德摆了摆手说不急，让我先坐下来。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不是旁边的沙发坐垫，是他的大腿。那个动作做得自然而随意，好像这是一个我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理所当然的约定。我的脸在一瞬间烧了起来，不是害羞，是一种混合了愤怒和羞辱的热度，它从胸腔升腾起来直冲面门，烧得我耳根发烫。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目光越过布拉德看向楼梯的方向，脑子里疯狂地计算着如果我现在冲上楼去需要几步——客厅到楼梯十五步，楼梯到二楼二十级台阶，二楼到小涛房间七步——最快也要二十秒。而布拉德从沙发上站起来拦住我只需要不到三秒。我跑不过他，我也没地方可逃。

布拉德显然看出了我内心的挣扎，他没有催促，只是端着威士忌酒杯靠在沙发靠背上，用一种好整以暇的、胜券在握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个目光我太熟悉了，和杰克在派对上牵着链子低头看我时的目光如出一辙，和那些老头们挨个儿享用我时居高临下的眼神毫无二致。安德森家的男人——不管老的还是小的——都共享着同一种基因里刻着的控制欲和傲慢，他们习惯于把女人当作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也习惯于在女人迟疑的时候用沉默和目光施压，直到对方屈服。我的沉默只持续了不到十秒钟，而在这十秒钟里我做了一个决定——今晚我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本，与其做无谓的挣扎最后被强行按住，不如主动配合，把过程控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动静压到最低。至少这样，楼上的那扇门就不会被打开，那张烧得通红的小脸就不会出现在楼梯拐角处。

我走过去，侧身坐在了布拉德的大腿上。他的一只手立刻搂住了我的腰，掌心又热又潮，隔着薄薄的居家棉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手指的轮廓和力道。另一只手端着威士忌酒杯递到我嘴边，倾斜杯口，琥珀色的液体沾上我的嘴唇，辛辣的气味冲进鼻腔，呛得我咳了两声。他把杯子收回去自己喝了一大口，然后凑过来把嘴里的酒渡进我嘴里，那个吻粗鲁而湿润，酒液从他嘴角溢出来顺着我的下巴淌到领口，在棉裙的前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他的朋友们在旁边起着哄，有人吹口哨，有人用啤酒瓶敲着茶几的玻璃面，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和音响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的摇滚乐混在一起，形成了某种荒诞而诡异的派对气氛。

板寸头最先按捺不住加入了进来。他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粗糙的大手从后面伸过来，顺着我的肩膀往下抚摸，手指勾住我裙子的领口往旁边一扯，棉裙的一侧从肩头滑落，露出里面的黑色蕾丝内衣肩带。我的身体绷紧了一瞬，布拉德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句放松——那个词他说得很轻很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安抚。可他的手在同一时刻解开了我内衣的搭扣，动作熟练得像是拆过无数次同样的装备。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任何人的脸，不去听音响里嘶吼的摇滚乐，不去感觉那些在我身上游走的陌生的手。我在心里重新筑起了那道墙——那是在杭州的破房子里对着醉醺醺的前夫筑过的墙，是在金先生的套房里对着他湿漉漉的手指筑过的墙，是在杰克的派对上对着那群轮流进入我的老头们筑过的墙。这道墙我已经筑过太多次了，材料越用越薄，结构越来越不稳，可它仍然是我唯一的庇护所。

扎辫子的男人从沙发上滑下来跪在地毯上，双手掰开我的膝盖将我的腿分开，低头埋进我双腿之间。我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后脑勺撞在布拉德的锁骨上，喉咙里泄出一声没有压住的呻吟——那声音在摇滚乐的掩盖下并不算响，可在我自己的耳朵里却像是炸开了一颗惊雷。布拉德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捂住我的嘴，掌心压住我的嘴唇和鼻腔，呼吸变得困难，缺氧让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而漂浮，身体的感觉却反而在这种缺氧的眩晕中被成倍地放大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条舌头和每一根手指在我皮肤上留下的轨迹，能分辨出不同男人的不同触感和节奏，甚至能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仅凭气息和体温判断出此刻正在触碰我的是布拉德、板寸头还是扎辫子。

时间在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中变得黏稠而漫长，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布拉德的裤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褪到了膝盖以下，他把我整个人翻过来面朝下按在沙发坐垫上，从后面进入了我的身体。板寸头占据了沙发另一端的位置，拽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拉向他胯下，我被迫张开嘴容纳了第二个男人。扎辫子的男人跪在沙发旁边自慰，一边喘息一边用下流的话点评着我的身体和表现，每一句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自尊上，可我已经没有自尊可被抽打了。我的意识分裂成了两半——一半的身体在机械地做着那些被要求做的事情，熟练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另一半的灵魂飘在天花板的水晶吊灯上，冷冷地俯视着下方那个被三个男人夹在中间、头发凌乱、满身污秽的女人，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麻木。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摇滚乐的嘶吼，不是男人们的喘息，也不是沙发弹簧被压动时的吱嘎声。那是一个更轻、更细、更遥远的声音，从楼梯的方向传来，穿过走廊，穿过半掩的客厅门，钻进我的耳朵——一声细微的、怯生生的、带着哭腔的呼喊。我全身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全部冻结了，手脚冰冷得像被塞进了冰柜里，心脏停止了跳动至少三秒钟之后才重新开始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频率撞击胸腔。那个声音是小涛的——他醒了，他在找妈妈。我猛地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布拉德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顶得闷哼了一声，板寸头也猝不及防地松开了拽着我头发的手。我回头看向客厅门口，穿过走廊和楼梯之间的那道拱门，看到了那个小小的、穿着睡衣的身影站在楼梯拐角处，怀里抱着那只毛绒小熊。

他站在楼梯的第三级台阶上，刚好是栏杆缝隙能够穿透视线的高度。上次他在同样的位置看到了我被一群老男人围着的样子，这次他看到的画面大概更加不堪——他的母亲被三个年轻男人夹在中间，浑身赤裸，头发散乱，嘴里还残留着不属于她的东西，身上的污秽在落地灯昏黄的光线下触目惊心。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没有出声，只是躲在栏杆后面偷偷地看；而这一次他喊了我一声，那声“妈妈”带着哭腔和鼻音，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摇滚乐的轰鸣和满屋子浑浊的空气，像一枚淬了冰的银针直直地扎进我的心脏最深处。他的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因为发烧而干裂发白，两只眼睛又圆又肿，泪珠子无声地顺着脸颊滚下来，滴在睡衣前襟上那只印着的卡通恐龙身上。他就那样站在楼梯上，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表情——那不该是一个六岁孩子该有的眼神，不是单纯的害怕或困惑，而是一种接近于绝望的了然，好像在这一刻他终于确定了，他的母亲不是什么好人，那些在杭州旧房子里对他说“妈妈先去美国安排一下，等一切弄好了就来接你”的话，全是骗人的。

音响里的摇滚乐还在嘶吼，客厅沙发上两个男人还在低声咒骂着突然中断的快感。我赤身裸体地站在沙发和门口之间，被两股力量同时撕扯着——一股力量推着我冲向楼梯，去抱住我的孩子，去用手捂住他的眼睛，去跟他道歉，去对他说妈妈不是这样的人妈妈是被逼的；另一股力量把我牢牢地钉在原地，让我一寸都无法移动，因为我没有勇气以这副样子走到他面前，我全身都是证据，每一处痕迹都在无声地控诉着我的罪行，我没有资格伸手碰他。我张了张嘴，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小涛，声音破裂得自己都听不出是自己的了。那个小小的身影听到我的声音之后浑身抖了一下，然后他转身跑上了楼，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急促而慌乱，最后消失在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重重关上的声音里。

客厅里的三个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兴致，布拉德皱着眉头骂了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提上裤子，板寸头啐了一口把茶几上的啤酒瓶扫到地上摔得粉碎，扎辫子的男人关掉音响耸了耸肩，说今晚真扫兴。他们骂骂咧咧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布拉德临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歉意，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门在他身后合上了，别墅重新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

我跪在客厅的地毯上，身下的波斯地毯已经被汗水和别的液体浸得不成样子，水晶吊灯依然亮着，光芒冷冷地照在我赤裸的、遍布痕迹的身体上，投下一个蜷缩扭曲的影子。上次派对结束之后，我蜷缩在这张地毯上对自己说这是我选择的路，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再说服自己了。因为这一次，伤害的代价不再只由我一个人承担，它落到了那个我口口声声说要用一切去保护的人身上。我给了他一个更好的房子，给了他更蓝的天空，给了他国际学校和迪士尼乐园，可我唯独没有给他一个干净的、值得他骄傲的母亲。我坐在满地的狼藉中，仰头看向二楼那扇紧闭的门，眼泪无声地滑过脸颊，而楼上，也同样无声。

布拉德是在小涛跑上楼之后大约二十分钟折返回来的。他的两个朋友已经走了，他独自一个人用钥匙打开大门，发现我还赤身裸体地跪在客厅地毯上，保持着他们离开时那个蜷缩的姿势没有动过。落地灯的光照在我弓起的脊背上，脊椎骨的每一节都透过皮肤清晰可见，让他想起某种被拔了羽毛的鸟类，那副画面大概既可怜又可悲。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怜悯，只是走过来蹲在我面前，用两根手指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抬起来，看了看我哭得红肿的眼睛和脸上花掉的妆容，然后用一种宣布新规矩的口吻告诉我，既然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我身上，不能每次都被突发状况扫了兴，从明天开始他朋友再来的时候，我必须提前把小孩送走，如果小孩在家，他们就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玩。他说“玩”这个词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恶意，却也没有任何温度，就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家务安排。

第二天是周六，小涛的烧还没有完全退，我一大早就打电话给寄宿幼儿园问能不能周末临时托管，那个台湾园长犹豫了一下说可以，但要多收五十美元的加急费。我挂掉电话的时候，小涛正坐在餐桌前面用勺子搅着碗里的白粥，一口都没有喝。他的眼睛盯着碗里被搅出来的漩涡，没有抬头看我，只是用一种很平静的、完全不像一个六岁孩子的语调说了一句让我的心碎成渣的话。他说妈妈你不用送我走，我可以待在房间里把门锁上，不管楼下有什么声音我都不会出来看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已经把这个家里的异常当成了某种需要适应的新常态，像是在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在这个扭曲的环境里自我保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只能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他，把脸埋在他头发里，他的头发有一股退烧药和儿童洗发水混合的味道，闻起来又甜又苦。他在我的怀抱里僵硬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迟疑地，把小小的身体靠进了我怀里。

但我还是把他送去了幼儿园。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锁门的承诺，而是因为我不信任布拉德。如果小涛在家，布拉德会把我带到外面去，而外面是一个我完全无法控制的陌生环境；如果小涛不在家，至少一切发生在这栋别墅里，至少我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足够熟悉，至少我知道主卧衣柜最底层有一根棒球棍——那是杰克买给小涛但他从来没玩过的——而人在熟悉的环境里，总能找到一些自保的筹码。送完小涛回来的时候，别墅门口已经停了一辆陌生的深绿色吉普车，车身上溅满了干涸的泥点子，挡风玻璃上还贴着一张被晒得褪色的冲浪品牌贴纸。布拉德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来了，这一次人数更多——除了上次那个板寸头和扎辫子的，又多了一个戴棒球帽的黑人男性和一个手臂上纹着日式鲤鱼图案的拉丁裔胖子。五个人把客厅当成了自己的俱乐部，茶几上摆满了啤酒瓶和外卖披萨盒子，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说唱乐，低音炮的震动让客厅地板的每一块木板都在微微发颤，连水晶吊灯上挂着的那些玻璃坠子都在互相碰撞，发出细碎而紧张的叮当声。

布拉德看到我进门，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我，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购物袋，袋子沉甸甸的，底部被什么东西撑出了一个方形的轮廓。他把袋子塞进我怀里，用一种近乎于交代工作的平淡口吻说，这是他在网上买的，专门给我买的，让我去卫生间换上。我低头打开袋子，里面的东西让我手指一颤差点把袋子掉在地上——那是一条黑色的蕾丝连体内衣，材质薄得近乎透明，配套的还有一双黑色的吊带丝袜和一双鞋跟细得像锥子一样的红色高跟鞋。内衣的裆部位置是镂空的，只由两根细细的带子连接着前后两片聊胜于无的布料，与其说是一件衣服，不如说是一件经过精心设计的、把女性的身体包装成礼物的绑带。我把袋子合上，抬起眼睛看着布拉德，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抿紧了嘴唇转身走向一楼的客用卫生间。

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我脱掉身上的牛仔裤和T恤，对着镜子把那套所谓的内衣一件一件地穿上去。蕾丝的质地出乎意料地柔软，贴着皮肤的时候凉丝丝的，不是不舒服，但这种舒适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适——它意味着穿上它的人不是在受刑，而是在展示，像一件被精心包装的礼物等待着被拆开。黑色蕾丝衬在我因为连续失眠而显得过分白皙的皮肤上，形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视觉反差，吊带丝袜勒在大腿中段，把大腿根部的肉勒出一圈浅浅的凹陷，红色高跟鞋的鞋跟太高，我站起来的时候不得不踮着脚尖才能勉强保持平衡。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像某个情色网站首页的封面女郎，眼神空洞，嘴唇因为刚才咬得太用力而微微肿胀，颧骨上还残留着昨天哭过的痕迹。我盯着镜子里那个女人看了几秒钟，然后深吸一口气，推开卫生间的门，踩着那双不熟练的高跟鞋，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客厅。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连那个拉丁裔胖子都放下了手里的披萨，五双眼睛同时转向客厅门口，目光像五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说唱乐还在震耳欲聋地播放着，但没有人跟着哼了，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咀嚼嘴里的食物。那种安静只持续了大约三秒钟，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然后口哨声、怪叫声和拍桌子声在一瞬间同时炸开，板寸头用啤酒瓶敲着茶几边沿当当当地打着节拍，扎辫子的男人仰头灌了一大口啤酒然后冲布拉德竖了个大拇指，黑人的棒球帽檐下面露出一排白得发亮的牙齿，笑得像一只看到了新鲜肉的猎犬。布拉德靠在沙发正中央的位置，双臂展开搭在沙发靠背上，姿态像一个刚在牌桌上赢了一把大的庄家。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嘴角那抹笑意慢慢加深，然后他把两只手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那声口哨穿透了说唱乐的轰鸣，像一声指令。

他对我勾了勾手指，和杰克那天在派对上对我做过的一模一样——安德森家男人的遗传基因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都懂得如何用一个最简单的手势让女人走过去。我踩着不合脚的高跟鞋，鞋跟在地毯上戳出一个个小坑，摇摇晃晃地穿过客厅走到他面前。他伸手拉住我的手腕，把我拽下来坐在他旁边，然后他侧过身，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将我的上半身固定在他怀里，另一只手探下去，手指精准地找到了连体内衣裆部的镂空位置。那两根细细的带子根本挡不住任何东西，他的手指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滑了进去，两根指节同时没入，粗糙的指腹和修剪不齐的指甲刮过我最柔软的内壁，那个触感让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弹起来，腰背反弓成一个僵硬的弧线，喉咙里泄出一声我自己都控制不住的短促尖叫。

他没有给我任何准备和缓冲的时间，手指开始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进出，拇指指腹压在最敏感的那个点上，每一下按压都像是按在某个控制我身体的开关上，让我的大腿内侧不受控制地痉挛颤抖。同时他低下头来凑到我耳边，嘴唇贴着我的耳廓用一种沙哑的、带着啤酒气息的低音问我——你觉得我的手和那些老家伙们比，哪个更让你舒服？他的声音低沉而隐秘，混在说唱乐的轰炸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清，而这个问题本身比他的手指更让我羞耻。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回答它——我的腰在不由自主地迎合他手指的动作，我的膝盖在向两边分开，我的呼吸变得又浅又急促，每一下吐息都带着我自己都无法否认的、湿润的渴望。

他的朋友们围了过来。板寸头拿出手机对准了我，屏幕上的红点一闪一闪地亮着——他在录像。扎辫子的男人蹲在沙发前面近距离地观察着布拉德手指在我身体里进出的画面，近到我能感觉到他呼出的气息喷在裸露的大腿内侧，又热又痒，像一群蚂蚁在皮肤上爬。拉丁裔胖子在我身后绕了一圈，肥厚的手掌覆上我光裸的臀部，五根短粗的手指陷进臀肉里肆意地揉捏着，像是在揉一块发面团。戴棒球帽的黑人则站在我正前方，低头看着我因为快感和羞耻而扭曲的脸，用一种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低沉缓慢的嗓音感叹道——她真的会脸红，天哪，她脸红了，真他妈可爱。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嘲讽，反而带着一种由衷的惊叹，好像他是真的觉得一个女人在被当成玩物的时候还会脸红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新鲜事，这种真诚的无知比任何刻薄的嘲笑都更让我无地自容。

布拉德的手指忽然抽了出来，不是释放我，而是换了一个姿势。他把我整个人从沙发上拽起来，手臂穿过我的腋下反扣住我的后颈，像押解犯人一样把我从沙发前面推到了客厅中央那块波斯地毯上，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前我被杰克的客人们牵着链子爬过的那块波斯地毯，花纹还是那套花纹，羊毛还是那批羊毛，跪在上面的人和跪在上面的原因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让我跪在地毯正中央，膝盖分开与肩同宽，双手背在身后——这个姿势让镂空的内衣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丁点遮挡的功能，在五个陌生男人的围观下，我身体的每一个私密部分都暴露无遗。然后他蹲下来，一手按住我的后颈让我无法抬头，另一只手的中指重新插进我的身体，食指则从后方按在另一个入口上。他两根手指隔着薄薄的皮肉同时用力按压，里外夹击的刺激让我眼前一阵发白，膝盖在地毯上疯狂打滑，指甲掐进自己的掌心掐出了血痕都没有感觉到疼。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在我周围自由地触碰着我的身体——有人在揉捏我的胸，粗糙的指腹隔着蕾丝布料反复碾过乳头；有人在拍打我的臀部，每一下都又响又狠；有人把啤酒倒在我锁骨上，看着金黄色的液体沿着乳沟一路淌下去消失在黑色蕾丝的边缘，然后低头伸出舌头把那条酒痕一点一点地舔干净。板寸头一直举着手机在拍摄，偶尔还会把镜头凑到很近，拍我脸上因快感和羞耻交织而扭曲的每一个微表情，嘴里还配着解说，嗓音里充满了某种病态的得意。

而最让我崩溃的，仍然不是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而是我那具习惯了背叛的躯壳。在布拉德的手指持续而精准的攻击下，我竟然当着五个男人的面，在手机摄像头的记录下，在说唱乐震耳欲聋的鼓点声中，达到了高潮。那一次高潮猛烈得可怕，像是有一只手从我的小腹深处用力拧了一把，然后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从我身体里涌了出来，溅在身下的波斯地毯上，也溅在了布拉德的手腕上。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彻底白了，什么都消失了——羞耻、恐惧、愤怒、对楼梯上那双含泪的眼睛的愧疚——全部被一片铺天盖地的白光覆盖。我像一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趴在地毯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嘴角流下一条银亮的唾液，四肢剧烈地颤抖着，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蹬掉了一只，黑色吊带丝袜的边沿在大腿上卷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摊被彻底用坏了的、破败不堪的玩具。

板寸头兴奋地骂了一声脏话，停止了录像，把手机屏幕转向其他人展示他拍到的画面。布拉德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片亮晶晶的液体，眉毛微微挑起了一个介于惊讶和得意之间的弧度。他把手腕举到我面前让我看清楚，然后用一种轻飘飘的、近乎于自言自语的语气对着那片湿痕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你早就不是你自己了。他没有用羞辱性的词汇，没有骂我是婊子或者母狗，可这句话比任何脏话都更加致命，因为它点破了一个我一直在逃避的真相——我已经不认识我自己了。那个从小镇煤矿里爬出来、发誓要出人头地的林美芸，那个在温州婚礼上穿着大红嫁衣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脚下的新娘子，那个在杭州旧房子里咬着牙收拾行李说要去美国闯一闯的母亲，都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此刻趴在这张波斯地毯上的女人——一个被五个男人围观着达到高潮、身体里还残留着陌生人的手指余温、却没有力气也没有意愿爬起来反抗的陌生女人。

从那天之后，这种所谓的“游戏”就成了一个固定节目。每周至少三次，送完小涛去寄宿幼儿园之后回到家，布拉德的车子往往已经停在门口了。人数时多时少，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只有布拉德一个人，但无论人多人少，内容都在持续升级。布拉德像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导演，而我则是他唯一的演员和道具。他不再满足于用手指和身体来摆弄我——他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道具，那些道具的来源多半是网购，亚马逊的牛皮纸盒堆满了车库角落里那张旧工作台，有些是成人用品网站上买的专业器具，有些则完全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件被他随手拿来即兴发挥。有一次是厨房抽屉里的那根木质擀面杖——我前一天还用那根擀面杖给小涛擀过饺子皮，第二天它就被布拉德从抽屉里翻出来，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然后在一屋子男人的起哄声中，被他一点一点推进了我的身体。木质表面未经任何处理，粗糙干燥，每推进一寸都像有无数根细小的木刺在刮擦最柔软的内壁，那种痛感和快感混合在一起产生的剧烈刺激让我咬破了嘴唇，嘴里弥漫开一股铁锈般的血腥味。而那根擀面杖第二天被我洗了无数遍之后又放回了厨房抽屉里，因为我没有别的擀面杖可用，因为小涛说他想吃饺子，因为我必须装作一切正常。

另外一次是在后院的游泳池旁边。布拉德和四个朋友在池边吃烧烤喝啤酒，我穿着一套同样是他买来的白色比基尼在旁边伺候他们烤牛排和玉米，比基尼的布料少得可怜，白色的泳衣下水之后几乎完全透明，贴在皮肤上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勾勒出所有不该被看到的轮廓。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扎辫子的男人说想看跳舞，拉丁裔胖子立刻用手机接上了蓝牙音箱，放起了一首节奏淫靡的雷鬼音乐。布拉德靠在泳池边的躺椅上，用下巴指了指我，然后指了指泳池旁边那块铺着柚木地板的露台。那个指令不需要用语言表达我也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犹豫了不到一秒，余光扫到客厅落地窗的方向，确认了小涛今天在幼儿园不可能突然出现，然后慢慢地从烧烤架旁边走到了柚木地板上。

音乐的重低音通过蓝牙音箱在地板上震动，赤脚踩在晒得微热的柚木表面上，脚底传来一股暖意，和我身体内部那股正在升腾的燥热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呼应。我把比基尼的系带——其实只是一根细细的白绳子——捏在指尖，慢慢地、一根一根地拉开。上半身的布料滑落在地板上发出极轻极轻的噗的一声，然后是下半身。赤裸站在加州午后三点钟的太阳底下，金色的阳光没有任何遮挡地铺满我全身的每一寸皮肤，也铺满了围坐在泳池边的每一双眼睛。我开始扭动身体，动作是从那些在杰克的派对上被强迫学来的——腰肢摆动的幅度，臀部的画圈，手臂从锁骨一路滑下去直到指尖拂过腿间的若即若离。雷鬼音乐的鼓点一下一下地打在我的脊椎上，我闭着眼睛不想看任何人的脸，可闭上眼睛之后身体的感受反而变得更加敏锐。阳光晒热了我的头发和肩膀，游泳池水面反射的粼粼波光透过眼皮映在视网膜上一片流动的金红色，烧烤架上牛排油脂滴在炭火上时发出的滋滋声，男人们粗重的呼吸和偶尔交换的低声评论——所有这些感官信息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张让我无处可逃的网。

而最荒谬的是，在这种被剥光、被围观、被当成一件可以随意欣赏的肉体来消费的极端屈辱中，我的身体又一次找到了快感的通路。扭动臀部的时候大腿内侧的皮肤摩擦到了某个敏感的角度，一丝微弱的电流从接触点蹿上来，让我接下来的动作变得更加流畅和放荡——腰肢下沉得更低，臀部的画圈幅度更大，指尖抚过皮肤时的力道更轻更慢，像是在挑逗的不是那些男人，而是我自己。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看到布拉德正靠在躺椅上，手里握着一罐冰啤酒贴在脸颊旁边给自己降温，灰色的眼睛从啤酒罐上方直直地盯着我，瞳孔微微放大，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那一刻我们隔着一片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柚木地板对视了不到一秒钟，然后我率先移开了目光。因为在那不到一秒的对视里，我在他灰色的眼睛深处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某种东西——不是欲望，不是轻蔑，不是把他父亲的女人当成玩物的病态满足，而是某种更危险的、接近于欣赏的光芒。

派对最失控的那一次，是在杰克又出差去了东海岸的某个周末。布拉德带了一整箱啤酒和六个人来，其中有几个是我之前没见过的生面孔。那天他们玩得很疯，啤酒喝了一箱又一箱，音响里播放的重金属摇滚把客厅墙壁上挂着的相框震得歪歪斜斜。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那个新来的、留着山羊胡子的白人提出要看更刺激的节目，布拉德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灰色眼睛的眼白泛着血丝，脚步不太稳地走到冰箱旁边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大号的玻璃啤酒杯，然后拉开牛仔裤拉链把生殖器对准杯口，当着所有人的面往里面灌满了将近大半杯深黄色的尿液。他把那杯还冒着热气的啤酒杯放在茶几上，推到跪在地毯上的我面前，玻璃杯底和茶几玻璃面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声音不大，但在重金属音乐换曲的间隙里格外清脆刺耳，像是有人在安静的教堂里敲了一下钟。

我盯着那大半杯液体，深黄色的，表面浮着一层细小的泡沫，热气带着一股刺鼻的氨水味升腾上来钻进我的鼻腔，让我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喉咙口泛起一阵酸水。我抬起头来看着坐在沙发上居高临下俯视我的布拉德，他的表情在醉意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嘴角那道似笑非笑的弧度依旧清晰。他歪了歪头，语气里带着醉醺醺的懒散和一种随口一提的随意，好像他要求的不是一个尊严尽失的行为，而是让我帮忙递一下遥控器。他说这是今晚最后的节目，做完就结束，大家都累了。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圈周围的人——六张被酒精和欲望扭曲变形的脸，有的带着好奇，有的带着幸灾乐祸，有的只是单纯的漠然。没有一个人会替我说话，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制止。而最可悲的是，我竟然在那一瞬间冷静地计算了一下得失——如果拒绝，他们不会放我走，布拉德会想出更过分的东西来惩罚我，而小涛后天还要从幼儿园回来，我必须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当一个正常的母亲。如果接受，至少一切到此为止，至少这个漫长而肮脏的夜晚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我伸出双手捧起了那个啤酒杯。玻璃的温度从指尖传上来——不是冰凉的，是温热的，带着一个年轻男性身体内部的温度。那个温度比冰凉的玻璃更让我恶心一千倍，因为它提醒着我这杯液体的来源，提醒着我在这个房间里连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尊严都已经被剥夺得一丝不剩。我把杯沿凑近嘴唇，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仰起脖子开始吞咽。液体又咸又苦又涩，带着啤酒发酵后的那种刺鼻的代谢味，滑过舌头的时候舌面上每一颗味蕾都在尖叫着抗议，顺着喉咙往下流的时候食道一阵一阵地痉挛，几乎要把之前胃里仅有的一点东西全部倒推回来。我逼着自己一口一口地咽下去，喉管咕咚咕咚地作响，每一声都清晰得像是有人在用扩音器直播。大半杯液体见底的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胃部的翻涌，一侧头呕吐了出来——吐在地毯上，混合着胃酸、啤酒杯里残余的尿液和我胃里仅有的一点白水，在地毯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污渍。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和拍桌子声，有人吹口哨，有人夸张地鼓掌，山羊胡子拍着布拉德的肩膀说你马子够狠的。

布拉德把我拽进了一楼的卫生间。我以为他要让我清理呕吐物或者清洗自己，但他只是把我推到了洗手台前面，打开水龙头用凉水浸湿了一条毛巾递给我，靠在门框上看着我擦拭嘴角和脸颊。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忽然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没有嘲讽，没有恶意，没有任何附加的情绪，平淡得像是两个普通朋友在凌晨的卫生间里随口闲聊。他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而不是我爸的女人，我不会让你做这些。说完他把毛巾从我手里抽走扔进了洗衣篮里，转身走出了卫生间。我站在洗手台前面，镜子里映出一个面容苍白的女人，嘴角还残留着呕吐物的痕迹，眼睛红肿，头发被汗水和洗手台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一半，贴在脸颊两侧，看起来和洛杉矶贫民窟里任何一个被生活碾碎了的流浪者没有任何区别。可镜子里那双红肿的眼睛里，却因为布拉德刚才那句莫名其妙的话而泛起了某种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涟漪——不是感动，不是甜蜜，甚至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类的心理学术语能够概括的东西。那是一种极其隐秘也极其危险的认同感，一个施暴者忽然停下手中的鞭子对你说你本不该被这样对待，这句话在任何人听来都是彻头彻尾的伪善，可对于被困在这个系统里的受害者来说，它却比任何真话都更具有杀伤力。它让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布拉德和他父亲不一样，觉得他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还藏着一点未死的良知，觉得也许在这场扭曲的权力关系里，除了利用和被利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我暂且无法定义的东西。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冷笑了一下，然后关掉灯，走出了卫生间。

万圣节那天清晨，我是被后院那棵梧桐树上传来的乌鸦叫声吵醒的。加州十月底的早晨已经有了薄薄的凉意，窗玻璃上结了一层雾蒙蒙的水汽，我赤脚踩在卧室地板上感觉到一股从地基深处透上来的寒意，从脚底沿着胫骨一路蔓延到膝盖。杰克已经出门了，床头柜上留了一张便条，说他和几个生意伙伴去棕榈泉打高尔夫，要三天后才回来，便条下面压着五百美元现金，算是给我和小涛过节用的开销。我把钱收进钱包里，站在窗边看着后院草坪上那层白霜和被霜打蔫了的几株万寿菊，心里盘算着今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小涛的时候顺路买一袋糖果和一盏南瓜灯。这是我儿子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万圣节，幼儿园组织了变装游行和讨糖活动，小涛挑了一套小恐龙的连体服，绿色的，背脊上有一排橙色的三角形鳍，他穿上之后对着镜子照了好几次，难得露出了一点笑意。那个笑容是我在过去几个星期里看到过的唯一一次，像一道细微的裂缝出现在他那张越来越沉默的小脸上，透出一点点属于六岁孩子该有的光。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把超市买回来的南瓜切成块准备煮南瓜汤，手机在围裙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擦了擦手上的水珠掏出手机，屏幕上是布拉德发来的短信——不是平时那种简短的地址加时间的格式，而是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文字。他问我杰克是不是出门了，说今天晚上是万圣节，他的朋友们想搞一个主题活动，让我把客厅布置一下，准备一些万圣节风格的装饰和酒水，他们大概晚上七点到。短信的末尾他还特意加了一句，让我不用担心小孩的事，他知道小涛今晚有幼儿园的讨糖活动，结束之后直接送回寄宿幼儿园就行，不会打扰到他们的派对。我盯着屏幕上的这几行字看了很久，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好几次想拒绝，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打了两行又删掉，最后还是只回了一个字——“好”。因为我心里清楚，布拉德发这种长短信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他只是在礼貌地通知我，而礼貌的强奸犯并不会因为他措辞彬彬有礼就不再是强奸犯。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像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一样忙碌着——去超市买了两包万圣节主题的纸杯和餐巾纸，一串橙色的LED南瓜灯挂饰，几个假蜘蛛网和塑料骷髅头，然后开车去幼儿园接小涛。幼儿园的万圣节活动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我站在一群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家长中间，看着小涛穿着那套绿色的恐龙服摇摇摆摆地跟着队伍走出教室，尾巴拖在地上一晃一晃的，橘色的鳍在加州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看到我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举起手里那个南瓜形状的塑料篮子朝我挥了挥，那个动作里有小心翼翼的讨好，也有不确定的试探，像是在问我——妈妈，我今天表现好吗，你可以开心一点吗。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蹲下来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抱在怀里，那个绿色的小恐龙身体在我怀里扭了一下然后安静下来，软软的恐龙帽子蹭着我的下巴，帽子里传出他闷闷的声音说他讨到了好多巧克力，都装在篮子里要带回家给妈妈吃。

傍晚六点，讨糖活动结束后我把小涛送回了寄宿幼儿园。他坐在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上抱着南瓜篮子睡着了，恐龙帽子歪到了一边，露出半张红扑扑的小脸和微微张开的嘴唇，嘴角还沾着一小块没擦干净的巧克力。我在幼儿园门口停好车，没有马上叫醒他，只是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通过后视镜看着他的睡脸看了将近十分钟。后视镜里映出的那个孩子和六个月前在杭州萧山机场抱着我哭的那个孩子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杭州那个孩子会撒娇会闹脾气会在电话里大声喊妈妈我想你，而洛杉矶这个孩子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我沉默的时候不问任何问题，学会了自己系鞋带，学会了发烧的时候自己找退烧药吃，学会了一个六岁孩子不该学会的一切。我把小涛交给园长的时候，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嘟囔着叫了一声妈妈然后搂住我的脖子不肯松手，那个下意识的依恋动作让我差点当场崩溃。我掰开他汗湿的小手指，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把他交到园长怀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到幼儿园门口那盏南瓜灯在暮色中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一跳一跳的，像一颗正在远去的心脏。

回到家的时候是六点四十分。我把车停进车库，从侧门进了厨房，用最快的速度把客厅收拾了一遍——假蜘蛛网挂在楼梯扶手上，塑料骷髅头摆在茶几正中央，橙色LED南瓜灯串沿着壁炉上方的隔板绕了一圈，灯光一闪一闪地在墙壁上投下跳动的影子。布拉德带着第一批人七点整准时推门进来。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算上布拉德自己一共有九个人，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有白人也有拉丁裔，有两个男人我以前在杰克的派对上见过，他们进门看到我时露出的那种意味深长的笑容让我瞬间明白了今晚的“主题”绝不只是一群年轻人喝酒闹腾那么简单。布拉德走在最前面，头上戴着一个廉价的恶魔发箍，红色的塑料角从卷发里支棱出来，看起来有些滑稽。可当他走到我面前用一根手指挑起我的下巴让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灰色眼睛里的内容一点都不滑稽——那里面燃烧着一种混合了酒精、兴奋和某种近乎狂热的期待，像一个准备了很久的导演终于迎来了首演之夜。

他指了指楼梯的方向让我上楼去换衣服，说今晚的服装他提前放在主卧床上了。我上了二楼推开主卧的门，床上的东西让我扶着门框愣了好几秒。那是一条连体紧身衣，材质是黑色的乳胶，在吊灯的光线下反射出湿润而淫靡的光泽，领口的位置连着一个黑色的皮项圈——不是上回派对那种可拆卸的款式，而是直接和衣服缝死在一起的，穿上之后项圈就牢牢地箍在脖子上拿不下来。紧身衣的胸部位置挖了两个圆洞，裆部依然是镂空的款式，但这一次镂空的开口更大，几乎从耻骨一直裂到尾椎，只由一根细细的拉链连接着，拉链的拉环上挂着一个银色的小铃铛，轻轻一碰就会发出细碎的叮当声。和衣服配套的还有一双过膝的黑色漆皮高跟长靴，靴跟尖锐得像是两根锥子，鞋筒侧面各有一排银色的金属搭扣，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芒。我把这身装备从床上拎起来的时候，从衣物折叠的缝隙里掉出一张对折的便签纸，上面是布拉德的字迹，只有两行——今晚你是我的收费展品，门票收入分你两成。

我坐在床沿上握着那张便签纸，指尖捏着纸的边缘捏到发皱，脑子里有无数个声音同时在尖叫。其中一个声音尖锐而清醒，说这是贩卖人口，这是犯罪，你现在拿起手机打九一一还来得及，趁楼下那些人还没上来，趁小涛今晚在幼儿园不会目睹这一切，趁你还没有彻底变成一件可以被门票衡量的商品。可另一个声音用一种更冷静、更疲惫、更老于世故的语调反问它——门票收入和之前那些派对上的事情本质有什么区别？之前是免费的被玩弄，现在不过是多了一张门票、多了一笔分成，说到底不过是同一种交易的延伸。如果你要把每一个占有过你身体的男人都送上法庭，那你自己也逃不掉，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是用身体换的签证、换的机票、换的房顶和面包。你早就是商品了，亲爱的，只不过以前没有人在门口卖票而已。我坐在床沿上听了很久这两个声音的争吵，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一件一件地脱掉身上的居家服，把那件冰凉的、散发着橡胶气味的黑色乳胶紧身衣套上了身体。

乳胶贴在皮肤上的触感像是被一只巨大的、冰凉的、湿黏的手掌紧紧握住全身。每拉动一下拉链或者调整一下边缘，乳胶就会发出细微的嘎吱声，那声音在安静的卧室里格外刺耳，像某种不属于人类的皮肤在摩擦。项圈箍在脖子上的力度比我预想的要紧，每一次吞咽都能感受到皮革边缘压住喉结上方那块软骨的钝感，呼吸的幅度被迫变得又浅又短，大脑因为轻微的缺氧而开始产生一种迷离的眩晕。我把那双过膝长靴拉到最大限度，小腿被紧紧包裹在漆皮里，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重心完全改变——靴跟太高，乳胶太紧，项圈限制着头部的活动范围，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小腿肌肉因为持续绷紧而轻微颤抖，而裆部拉链上挂着的铃铛随着步伐的晃动发出清脆而淫荡的声响，每一下都在提醒我身体最隐秘的部位正处于完全敞开的状态。

我踩着长靴走下楼梯的时候，靴跟在木质楼梯上发出缓慢而沉重的笃笃声，像某种计时装置在倒数。楼下的说笑声在我出现在楼梯拐角处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着我，九双眼睛在万圣节装饰诡谲的灯光下反射着各异的光芒——有人睁大了眼睛，有人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愣住，有人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嘴唇，有人用手肘捅了捅旁边的人示意他快看。布拉德站在水晶吊灯的正下方，双手抱在胸前，恶魔发箍歪到了一边，嘴角那抹笑意在看到我全套装束之后缓慢地扩散开来，带着一个策划者看到自己作品完美呈现时的满足。他走过来牵住我的手——准确地说，是牵住了项圈正前方那个金属环上拴着的链子，链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握在了手里，银色的一截从他的手心垂下来，在橙色南瓜灯的映照下闪着冰冷而华丽的光。他牵着我在鸦雀无声的客厅里走了一圈，那姿态和步伐像极了一个收藏家在展示他刚刚购入的珍贵藏品。他的朋友们纷纷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门票钱——我后来才知道他在Instagram上建了一个私密账号，给这个活动取了个名字叫“万圣节特别展览”，门票每人五百美元，还特意注明“互动环节另收费”——然后把钱一沓一沓地扔在茶几上那盏塑料骷髅头的旁边。

布拉德松开链子站在我身后，双手从后面按住我的肩膀把我在客厅正中央固定住，像一个拍卖师在向竞拍者展示一件物品的各个角度。他的下巴搁在我赤裸的肩膀上，胡茬扎着我的皮肤，嘴唇贴着我的耳廓用一种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到的音量开始介绍。他的语气里没有嘲讽，没有轻蔑，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骄傲，像是在介绍一款他亲手改装过的经典跑车。他说乳胶紧身衣是定制的，产地是德国，乳胶材质医用级别，每一个镂空的位置都是他亲手画的图纸。他说我的身高体重三围和血型星座，精确得就像在播报一件商品的出厂参数。他说欢迎大家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内自由体验，体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触摸、摆拍合影、指定姿势展示，如果需要更深入的互动可以去他那里购买附加票，每张三百美元，每人限购两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指沿着我的锁骨、乳胶衣的镂空边缘、腰线、臀线一路划下去，像是在用指尖为他的商品标注每一处卖点，而我的身体在他指尖经过的每一寸皮肤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乳头在乳胶镂空处接触到微凉的空气而变得又硬又挺。

第一个上来的是住在隔壁那条街上的牙医，四十多岁，戴金丝边眼镜，每周六早上都会在自家院子里修剪草坪，他太太每周二下午会来我家借园艺杂志，我们在车道上有过无数次点头之交。此刻他脱掉了平时那件浅蓝色的Polo衫，换上了一件印着僵尸图案的万圣节T恤，走过来的时候脚步有些犹豫，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目光躲闪了一下，然后他伸出手覆盖在我的左侧乳房上，手心和乳胶之间隔着一层汗，掌温透过乳胶传递到皮肤上变成一种闷热而模糊的触感。他捏了一下，不算重，像是在超市里挑水果时检查成熟度的那种力道，然后他缩回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用一种刻意保持专业的语气对他旁边的同伴说弹性不错，说完之后耳朵尖都红了。我认出了他，他显然也认出了我，可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在万圣节诡异的橙色灯光下完成了一次买家和展品之间的体面而沉默的交易。

第二个是社区健身中心的教练，肌肉发达，手臂上的青筋在用力时根根暴起，他把我的身体翻过去按在沙发扶手上，掰开我的膝盖，近距离观察了乳胶衣裆部镂空位置的构造，还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拉链上挂着的那颗银色铃铛。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他咧嘴笑了一声，然后没有任何前兆地把两根手指直接从镂空开口处插了进去，翻搅的动作粗暴而高效，像是用最短的时间检查一件商品内部是否合格。我的身体被猛然的侵入激得向前一耸，额头撞在沙发扶手上发出一声闷响，牙齿咬住了下唇才没有叫出声来。他在我身后嘟囔了一声“里面是热的”，那语气像是在描述一个意料之外的附加功能，然后抽出手指在旁边的纸巾盒上擦了擦手，转身对其他排队等候的人点了点头表示值得体验。第三个是社区银行的经理，他的手法比健身教练温柔一些，但温柔的方式更让我毛骨悚然——他让我跪在波斯地毯上，用指尖沿着我脊椎的曲线一节一节地往下抚摸，像是在抚摸一件他买不起但可以租用一小时的高档瓷器，每摸一节就轻轻地叹一口气。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后来已经不在心里计数了。排队的人买了附加票之后会把我带进一楼客用卫生间里，使用时间每次十五分钟。布拉德用手机设了定时器，十五分钟一到闹铃就会响，他会亲自走到卫生间门口敲门，用一种餐厅服务员确认用餐体验的语气问他的顾客“还满意吗”。客用卫生间的瓷砖是冷白色的，壁灯是暖黄色的，两种光线交织在一起把狭小空间里发生的一切照得纤毫毕现。不同男人的不同面孔、不同体型、不同年龄、不同的进入方式和节奏，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在结束之后都会多看两眼我的身体，那种目光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张已经用完的票根，确认自己这五百美元花得值不值得。有人完事之后会礼貌地说一声谢谢，有人会拍拍我的臀部说下次还来，有人一声不吭地拉上拉链就走了出去。我跪在卫生间冰凉的瓷砖地板上，膝盖被硌得生疼，乳胶紧身衣的内侧已经被汗水浸透，每一次起身和下跪时乳胶摩擦皮肤都发出湿漉漉的嘎吱声，项圈下面的皮肤被磨出一道红痕，被汗水腌得又刺又痒。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里，在那个牙医第二次进来——他用一张信用卡买了四张附加票——把我按在洗手台上从后面进入的时候，在他金丝边眼镜的镜框因为动作太剧烈而一次次撞到我的后脑勺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背叛了我。它的痉挛和收缩是真实的，它分泌的液体是真实的，它在某个被顶到最深处的瞬间迸发出的那一小片白光也是真实的。我咬着洗手台的大理石边缘，嘴里满是石头冰冷而微咸的味道，眼泪和唾液混在一起滴在白色洗手池里，发出缓慢而空洞的滴水声。

十点半的时候，所有的票都用完了。九个人在两个小时里总共消费了我无法计算的次数，茶几上的钱堆成了一座小山，除了美元还有几张信用卡刷卡单和两枚赌场筹码。布拉德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地散了，有人走的时候把啤酒瓶扔进了垃圾桶里，有人在门口换鞋的时候还意犹未尽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布拉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数钱，数完之后把两成分出来卷成一卷塞进我乳胶紧身衣腰部的缝隙里，钞票的边缘戳着我的皮肤，凉凉的，硬硬的，带着他指腹的温度。然后他站起来捏了捏我的下巴，用一种很随意的、不带任何负担的语气说了一句“今晚辛苦了”，摘掉头上那个歪了一整晚的恶魔发箍扔在茶几上，拉开大门走了出去。客厅里忽然变得很安静，音响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了，只剩下壁炉上那串LED南瓜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着橙色的光，一闪一闪地照在茶几上那堆钞票和旁边那个塑料骷髅头的空洞眼窝上。骷髅头咧着嘴对着我笑，那个笑容被灯光切成了一格一格的画面，看起来像是在嘲笑我，又像是在恭喜我。

我花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从地板上爬起来。黑色乳胶紧身衣已经被汗水和各种体液浸透了，脱下来的时候发出一种仿佛撕裂皮肉般的嘶啦声，项圈在我脖子上留下了一圈宽度均匀的深红色勒痕，过膝长靴里的脚踝肿了一圈，每脱下一只靴子都需要咬着牙用力拽好几下才能扯下来。赤身裸体地站在客厅中央，脚底踩着被汗水浸得发凉的波斯地毯，皮肤上残留着不同男人的气味——古龙水、汗味、啤酒、薄荷漱口水、机油，这些气味一层叠一层地覆盖在我身上，像是一幅用嗅觉绘制的犯罪地图，每一层气味都对应着一双手和一段我不愿回想的记忆。我把茶几上那堆钱一张一张地理平叠好，放进厨房抽屉里那个专门用来存放“收入”的铁盒子里，关上抽屉的时候手指在抽屉把手上停留了很长时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

然后我走到楼梯拐角处，在那个栏杆缝隙正对着的位置站定，缓缓地蹲下来，从栏杆的缝隙中间望出去，视线穿过走廊穿过拱门落在客厅的波斯地毯上。这个位置就是小涛两次看到我的位置——第一次是杰克的生日派对，第二次是布拉德和他两个朋友第一次来别墅的那个傍晚。我把自己缩成六岁孩子的高度，双手抓住栏杆，把脸挤进木质栏杆之间的空隙里，努力想象我的儿子在这个角度看到的画面是什么样子。栏杆的缝隙很窄，两厘米左右，两根栏杆之间只能看到一个被切割成竖条状的画面——一张扭曲的脸，一具被折叠成羞辱姿势的女性身体，一群围绕着她的男人的腿。画面是静止而无声的，因为距离和角度滤掉了大部分丑陋的细节，可正是这种被过滤之后的模糊和无声让画面变得更加恐怖——它会留白，会让一个六岁的孩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满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而孩子的想象力往往比现实更加残忍。我跪在楼梯拐角处，额头抵着冰凉的木质栏杆，无声地张着嘴，眼泪沿着栏杆的柱子一路淌到地板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幼儿园接小涛。我打电话给园长说太晚了让他就在幼儿园过夜，挂掉电话之后一个人裹着浴袍坐在二楼阳台的藤椅上，看着对面邻居家门口那盏南瓜灯一盏一盏地熄灭，看着街道上最后一批讨糖的孩子被家长牵着手回家，看着整个圣马力诺的万圣节灯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最后只剩下远处山脊上几家晚睡的窗户里透出的稀疏灯火。加州的夜空很干净，星星比杭州多得多，可我看着那些冰冷的、遥远的、事不关己的光点，心里却涌起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深不见底的倦意。我回顾了自己二十九年的人生——山西煤矿小镇上的童年，温州打工时缝纫机针扎进指甲的疼痛，杭州旧房子里前夫跪在地上的窝囊背影，金先生在飞机上递过来的第一杯香槟，杰克在比弗利山庄伸出手邀请我跳舞的姿态，派对之夜地毯上那条银色链子和皮项圈扣拢时发出的一声轻响，布拉德在卫生间门口那句莫名其妙的不该让女朋友做这种事的醉话，还有今晚——一沓五百美元的钞票塞进乳胶衣缝隙里时纸币边缘划过皮肤的触感。这些画面像幻灯片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张一张地切换过去，每一张都清晰得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可它们的排列顺序和因果关系却让我感到一阵深刻的困惑——我到底是在哪一步走错了？是从接受金先生那张机票开始，还是更早，早在我决定用婚姻当跳板逃离那个小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今天？还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走错”，我所有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最优解，只是最优解和最优解叠加在一起，最终通向了一个无解的死局？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在温州工厂里缝过几十万条拉链，在杭州出租屋里手洗过前夫的臭袜子和醉酒后的呕吐物，在金先生的大腿上涂过按摩油，在杰克的派对上端过香槟托盘，今晚又刚刚整理过一沓靠出卖身体换来的门票分成。它们还没有老，皮肤依然紧致，指甲依然修剪得整齐漂亮，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在月光下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太太的手没有什么区别。可我知道这双手已经脏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脏，甚至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脏，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洗不掉也抹不去的脏。它们帮我爬出了一个煤矿小镇，跨越了一个大洋，住进了一栋带游泳池和中央空调的白色别墅，给儿子买到了恐龙睡衣和绿色小恐龙万圣节连体服，国际学校的学费也预付到了明年六月。而代价，只是偶尔扮演一下狗，偶尔在几个男人面前跳跳舞，偶尔在万圣节派对上充当一件收费展品而已。这笔交易划算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回到十五岁那年夏天站在温州火车站广场上攥着一张假身份证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我大概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那个从煤矿小镇爬出来的女孩，她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清白和尊严，她只相信一个道理——活着，并且尽可能地往上爬。至于爬的过程中脚底下踩的是什么，梯子是用什么做的，那些在上面等着你的人又需要你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在那个女孩的生存字典里，这些都不是问题。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答案。

晨光从圣盖博山的山脊背后透出来，把天空染成一片灰蓝和淡金交织的颜色，楼下厨房里咖啡机的定时程序自动启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新的一天开始了。我拢了拢睡袍的领口从藤椅上站起来，回到房间里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涂粉底遮住脖子上的勒痕，描了眉画了口红，把头发梳成一个干净利落的低马尾。镜子里那个重新变得体面而精致的女人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在圣马力诺富人区里晨跑的亚裔主妇没有任何区别——米色羊绒开衫，七分牛仔裤，裸色平底鞋，腕上一条细细的玫瑰金手链。我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嘴角上扬到那个精确的、既不冷淡也不过分热情的弧度，练了三次才满意。然后我拿起车钥匙走出门，在车库门口弯腰捡起今天早上的《洛杉矶时报》，和隔壁遛狗的牙医太太隔着草坪挥手道早安。她的金毛冲我摇了摇尾巴，她笑着冲我举了举手里的咖啡杯，说她家今晚有个小型的读书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好的呀，当然有兴趣，回头把书名发给我。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洒水器喷出的水雾里架起一道小小的彩虹，远处山脊上的晨雾正在慢慢散去，整个世界安静、明亮、秩序井然，好像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我踩过被晨露打湿的石板小径走向车子的时候，只是下意识地把羊绒开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扣上了。